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爱情书写与身份认同

作为人之本性的爱情,在现代文学的书写中呈现了多样化的内涵,自始至终与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相关联。在五四时期,爱情附着在个性解放的大旗下,是佐证知识分子自信力的有力武器;在革命认同的30年代,爱情遮蔽在革命的羽翼下,有力地缓解了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焦虑;在人民认同的40年代,爱情成为知识分子心灵的安慰剂,是知识分子在日益边缘化的处境中安慰心灵的良药。这种借女性的爱情来彰显身份认同上的自信或缓解身份认同上的焦虑的写法,仍没有脱离传统文学的窠臼,使得现代文学的爱情书写某种程度上缺乏了一种形而上的品格,很难达到对人性的思考。     

略论中国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嬗变

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经历了发展、形成、分裂、瓦解和建构的历史过程。中国封建社会通过家族制度、科举制度和儒家文化培养了强大的知识分子群体,有力地巩固了封建统治。科举制度的废止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使传统知识分子失去原有制度的保护,出现身份认同危机。随着革命的演进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知识分子在党组织里获得新的身份认同。     

教师身份认同：危机、原因、诉求

教师专业发展使教师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危机,集中表现在教师对专业人的追求之上。产生这种危机的原因是教师的公共性、人文情怀、批判精神都处于失却的状态。而教师只有通过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做社会的阐释者,做社会的业余者,才能使教师对身份有正确的认同,才能使知识分子的精神在教师身上体现。     

虚构的贫穷——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经济身份认同

20世纪前半叶的知识分子在叙述自己的家庭经济条件时,大多倾向于作出低估。这种现象与晚清以来科举制被取消的重大变化有直接关系,即由于知识分子无法继续通过科举制准确地定位自身,所以他们不得不用重构自身经济身份的方法来确定自身在社会的位置。而这一切又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建构中国的现代性的过程中所造成的种种话语的扭曲和随之而来的逻辑错位的一种表述。     

苏童与托尼·莫里森身份认同观之比较

苏童和莫里森在身份认同观上有着较强的可比性.两者同受福克纳家园意识的影响,以各自的方式与福氏文本展开“潜在的对话”,都关注主流文化之外的“他者”.然而,两者在集体和自我的身份认同上又表露出不同的基调:一方面,苏童笔下的枫杨树乡人兼具糅杂的身份,而莫里森笔下的黑人群体逐步被边缘化;另一方面,两者在父辈印记与主体建构上形成了相异的自我身份认同观.     

自我身份认同缺失的无知与迷惘——解读魏微的小说《化妆》

魏微的中篇小说《化妆》,展示了女主人公许嘉丽由于自我身份的缺失及认同的危机,迷失了最起码的道德自律与道义担当,在现代都市物欲与情感生活中的迷惘、痛苦与挣扎。嘉丽内心多疑、庸俗与变化无常的情绪,使她真正体味了"伸手不见五指"的人生黑夜。     

90年代散文创作与知识分子自我身份认同

上个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共同经历了80年代启蒙理想的幻灭之后,都急切需要对自我身份再次认同和确认。散文文体的特殊性使其成为众多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主要表达载体。九十年代散文的繁荣与多元化状态,体现了知识分子自我身份认同的不同方式。无论是张承志等人对＂清洁的精神＂的呼唤,余秋雨等人对中国文化的追问与不舍,还是周涛等人对中国文化小传统的独特感受与称赞,均是以散文的方式,通过对各种＂中国问题＂的个性书写完成了自我身份的认同,在90年代社会文化景观中投射了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复杂印记。     

身份认同理论视域下高校青年教师身份解读

高校青年教师是推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生力军,是现在和未来高校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成为教师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身份认同理论的理解,从制度性权利的外部他者认同和心理性认同的内部自我认同的两个方面有助于解读高校青年教师的身份认同,发现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具有的多重身份和自我迷失特征,以此来建构高校青年教师身份认同。     

浅论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革命

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大脑.中国革命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现代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社会传播的深度与广度.由于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有独立思想人格的知识领袖对于中国社会的不同认识,致使他们在革命大潮中不可避免地分化,无意中充当了某一阶级的代言人.但他们作为当时社会的牛虻与医生体现出来的精神却有着恒久的历史意义.     

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属性——从“文化身份”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民间的立场”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是造成他个人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出现龃龉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恰恰被当时那些将赵树理创作树为“方向”的理论家所忽视或遮蔽。赵树理拥有的两重“文化身份”，使他置于一种“中介”的地位，起到沟通知识分子和农民二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这种“文化身份”的独特性，恰好为当今学界研究“知识分子”与“权力话语”之关系，提供难得的范例。     

父母身份认同促进行为、家庭环境与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关系

本研究考察父母身份认同行为、家庭环境对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影响及机制。使用问卷法对来自北京市四所公立学校、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858名流动儿童进行测查。结果发现,父母身份认同行为、良好的家庭环境对流动儿童身份认同行为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家庭环境在父母身份认同促进行为与流动儿童身份认同中发挥中介作用。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父母身份认同促进行为、家庭环境会对流动儿童身份认同产生影响,父母身份认同促进行为会通过家庭环境来影响流动儿童身份认同。     

革命认同叙事下的欲望言说--解放区小说潜在话语解读

本对解放区小说中欲望不同的表现形式加以梳理，重点论述那些挣扎在革命认同叙事下的露出真实的欲望面影的小说作品，以探究丰富的人性蕴涵，总结历史的教训，寻找能留给后人的思想启示。     

过客身份与归根情结——论路遥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归属问题

路遥在他的黄土地系列作品中,着力表现了农村背景的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他们不是纯粹的城市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像过客一样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游离,在经历了种种的失望之后,都走上了“落叶归根”之路。本文意在探讨他们辛酸漂泊之后的情感回归。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认同--从对延安知识分子称呼的变化谈起

延安时期的文艺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知识分子问题,而此时用来指称知识分子的称呼有文化人、文艺工作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称呼的变化,不仅折射着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同时也反映着一代知识人文化身份体认的演变历程。     

文化冲突背景下知识分子形象的身份认同危机——以王蒙《活动变人形》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思潮的巨大冲击。对此最为敏感、最先做出反应的是知识分子阶层。王蒙带着对时代的洞察力,于20世纪80年代创作了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他笔下的倪吾诚是跨文化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典型,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有着明显的身份焦虑感。在现代性的文化浪潮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碰撞、世俗精神与文人情怀的冲突以及"他者"目光的干扰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危机。     

政治语境下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从《多余的话》看瞿秋白的身份意识

文人和政治家这两种身份认同的激烈交锋贯穿了瞿秋白短暂的一生。从《多余的话》中可以看出,瞿秋白明显趋向于文人身份,而对政治家身份持拒斥的态度。这与他对革命的理想化认识及其绅士意识有关。瞿秋白的悲剧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性格所导致的文人从政的悲剧,毋宁说是诞生在一个革命语境当中的知识分子的由于时代而造成的悲剧,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在我国现代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命运的典型。     

现代还乡母题小说中的身份问题

现代中国人，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对世界的疏离感，本质上是根植于不同文化之间选择性的身份认同危机。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永远处在丧失身份同一性的“离家”与“还乡”撕裂的现实痛苦中。而在文学书写中却走向追求历史连续感的家与家园的想象和追忆。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在现代还乡母题小说表现得集中而且尖锐。在“扎根——除根——失根——寻根”的出发和回归中，“还乡”就是跨越文化、性别、民族、阶级等夹缝，表明多重身份的过程。     

女性自我身份的认同危机--王安忆小说负心情变母题分析

在王安忆小说的负心情变母题里,痴情女性以受虐来认同男权文化,导致了自我身份认同的严重危机。本文从这一母题出发,提出当代女性应该如何建构自我身份的问题。     

迷失、追寻与重获——《追风筝的人》阿米尔身份认同解读

《追风筝的人》讲述了阿富汗少年阿米尔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成长经历。以身份认同为视角,作者从自我身份和民族身份两个方面表现了小说主人公阿米尔在成长过程中身份迷失、身份追寻与身份重获三个不同阶段的特征,揭示该小说身份认同的主题,以此为日益增多的跨文化背景下生存的当代人提供借鉴。     

《他是否还在人间》的身份认同问题

对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他是否还在人间》的研究,可以从身份问题入手,探讨小说中4个青年画家的自我身份认同、社会身份认同和混合身份认同以及三者之间的关联。小说中米勒诈死并改名换姓,虽然以一个富商的身份活着,但是那个热爱画画、充满梦想的青年已经死了,他最终活在孤独与痛苦的混杂身份中,即他的肉体活着,而精神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