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乾嘉考据学的经史关系

乾嘉考据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经入史的过程。考据话语首先在经学领域确立,并使经学产生了史学化倾向;之后经学向史学全面渗透,带动了考史之风的兴盛。学者们重新审视经史关系,进行了突破经史界线的努力,为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提供了思想活动舞台     

王鸣盛的经史之学

王呜盛的学术,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归宿;言必有据而严守家法。经学方面,由于出奴入主之思想,影响创造性的发挥,故功力虽深,其成果则有限。史学方面,免受家法所束缚,其实学优点得以尽量发挥,在校订字句、评定人物、考证地理、辨明制度等项上都取得一些成就,终以史学名家。     

经学与史学的互涉：经史关系之反思——以《春秋》经传“召陵之会”的考辨为例

经学和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两门学问,两者关系密切,所以古人有“五经亦史”、“六经皆史”等经史同一的说法。但是,当经学和史学所遵循的准绳与求真的目的彼此相异,特别是当在求真过程中两者出现冲突甚至矛盾时,这种同一又如何可能？通过分析古人对（《春栅经传“召陵之会”的考辨可知,经史同一之所以可能,其关键在于经义和史义的互涉。正是在经义与史义的求真与相互推求中,两者才有可能得以融通。     

新史学运动中陈黻宸“六经皆史”论的泛化

在近代经史嬗变的过程中,陈黻宸肯定了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尊经重史”思路。在此基础上,为应对近代学术和社会的变迁,他以史为媒介,调和今古文之争;赋予史学“道德之权舆”的功能,以史代经,实现经学的道德教化功用。这一“六经皆史”论的泛化,不仅为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提供了思路,也丰富了“新史学”运动。     

浅析新闻自由与名誉权之关系

本文着重论述了新闻自由与名誉权的关系，首先从二者关系问题的产生和提出开始入手，分析其相互冲突的原因，再通过介绍有关域外对于二者关系的一些理论，落脚于我国的现状、问题及其解决。     

对剩余价值和剥削关系的再认识

对剩余价值的概念定义宽泛，附加了不必要的内容，造成了对剩余价值和剥削二者关系的误导，障碍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存在剩余价值的正确认识。应该对剩余价值的内涵准确定位，重新认识剩余价值和剥削的关系。     

六经的意义与史学变革--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再认识

研究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六经皆史”论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不少史家都提出过自己的看法,歧见迭出。实际上,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学说是与他的史学变革理论官切相联的。“六经皆史”论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章学诚融通经史,探讨了经与史在精神本上的一致性;其次,章学诚从《春秋》中引发出“史义”的理论,从《周易》中引发出“变通”的思想,作为变革史学的理论核心和依据,并考察了《周礼》《尚书》所蕴涵的史学价值;第三,在史书体裁上,章学诚提出效法《尚书》“体圆用神”的撰述形式,打破后世史体僵化的局面,对新的综合体裁进行了探索。     

浅谈独立学院的发展与师德建设的关系

本文针对独立学院当前存在的师德建设问题给学校带来的不良影响这一情况,分析了师德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了提高师德建设的方法与途径,并阐述了师德建设与学校发展二者关系。教师爱岗敬业,热爱学生,安教乐教是学校健康稳步发展的基础和源采;教师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勇于创新是学校长久发展的基石和动力。     

论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制度的关系

在董事会职能分化产生了强化公司内部监管的客观要求,在很难改变董事会和监事会平行关系的情况下,我国可以通过引入独立董事来强化董事会的监督职能。部分在二元制治理结构下大陆法系国家的一些新实践与独立董事、监事会兼容互补的关系,分别从制度上和功能上保证了两者可以共存于一个公司治理结构。     

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若干辨证关系

身处体育教学一线的体育教师要明确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关系,在促进体育课程深入改革的同时不断进行反思。介绍了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评价上的关系,并对这几对关系进行简要分析。提高对体育教学和体育课程关系的认识,使体育教育工作者能够在把握体育理论的基础上加强对体育教育的研究。     

论唐代的经学和史学考试

本文概述了唐代经学和史学考试制度的形成、演变过程,论述该制度的特点及影响,并探讨经史考试的推行与经学、史学自身学术研究之间所存在的互动关系,认为当经史考试能够从经学、史学的学术进步中汲取足够营养时,它就往往是相对合理和有效的;否则它就会流向形式主义,失去其信度和效度,甚至会反过来阻碍经学和史学的发展进程.唐代的经史考试虽然对普及经史知识、选拔政治人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总体说来,它却使唐代儒家经学的发展水平远远滞后于同期的佛教和道教.     

对墨子“兼相爱”与“交相利”的关系探析

本文从分析墨子＂兼爱＂和＂利＂这两个基本概念出发,得出墨子提出这两个概念的内在逻辑一致性,这就为＂兼相爱＂与＂交相利＂的关系埋下了伏笔。继而从墨子主张＂兼爱＂为什么要言＂利＂以及墨子解决问题的逻辑和表述逻辑出发,得出＂兼相爱＂是本,＂交相利＂是末的结论,从而对＂墨子哲学为功利主义＂的论断提出作者的看法。     

唐代经学与诗学关系初探

唐代因政治开明、文化多元以及经学本身的“式微”给了诗学良好的发展契机。初唐经学一转六朝浮迷虚华之气而重刚健致用之姿,文坛则强烈呼唤风骨之体。盛唐之际三教鼎立而儒学边缘,诗风则儒道禅层色皆染,颇重“意境”之论。中唐经学新变再加晚唐经学衰敝,直接导致诗论向内转的发展趋势,因而“象外之象、味外之味”的诗境成为风尚。唐之经学与诗学之关系给予宋明理学及后世文论极大的借鉴意义。     

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经学发展到宋代,出现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两汉经学的反动。二者的不同表现在治经目的、治经态度和治经方法上:一为治世,一为治心;一讲究师法、家法,一偏向疑经、辨伪;一重训诂,一重义理。同是宋明理学,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又有分歧:朱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理”,穷理的方法是“格物致知”;陆学认为“心即理”,只要“格心”便可知理,不必读经,更不必费心于经注和考据。“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句话,不仅极具宋学特征,而且典型地反映了陆九渊心学思想指导下的治经态度和方法。弄懂这句话的涵义,不仅有助于了解宋学特征,而且更有助于从本质上把握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内涵,从而对其做出恰当评价。     

语言与思维的哲学关系探究

本文论述了语言和思维及文化的相互作用及关系,指出语言具有文化意义,思维的不同反映在语言上存在着差异及文化是思维在语言上的反映。     

国学经典诵读与学生语文素养之间的关系

诵读国学经典,强化学生识记能力,提升学生解析、表述能力,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诵读国学经典,感悟传统文化,为培养更多具有较高道德水准、较高语文素养的学生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途径。诵读国学经典和提高学生语文素养,二者有着不可割裂的关联。诵读国学经典不可停留于肤浅的表层,应深入探析,体悟深藏的国学内涵[1]。因此,有必要明晰诵读国学经典和提升学生语文素养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探究提升途径。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的宏观考察

经学,是作为汉代主流思想形态而存在的,崇经、尊圣、明道三位一体,直接影响了一个时代文学家的认知模式与心理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讲,崇经、尊圣本质上是经生士大夫们的自我肯定与彰显,同时成为他们的某种思想武器以及文学创作的指南。一方面,经学总是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发出认同性召唤;另一方面,文学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对经学的召唤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应答,与经学构成了一种立体性的张力关系。     

经史才之薮泽也--黄宗羲的经学思想

黄宗羲宗承王阳明,曾师从刘蕺山,但在很多方面他超出了师承的范围,其经学思想就是一例。黄宗羲在主持甬上讲经会、讲授蕺山之学的过程中,阐发了自己的经学思想。其中,有很多见解属创见性的观点,诸如把经书客体化、对象化,作为整体来研读,否决理学对经义的独占,批评义理阐释的功利主义,强调经学的事功思想等等。这些思想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心学与文献、心学与现实以及心学与佛老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对于清代浙东乃至全国的学术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