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夜”中觉醒——试析“朦胧诗派”的“个体意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朦胧诗以一种独特的姿态登上了文学的舞台,成为影响一代诗风的文学现象."朦胧诗派"以思想上的叛逆和艺术上的反动向中国传统诗歌提出了双向挑战,以新的审美态势冲击了长期在"民间"文化掩饰下的文学惰性,开启了中国新的文学时代.更为重要地是:朦胧诗的出现标志着"五四"精神中最重要的部分--"个体意识"的重新觉醒,个人的价值重新受到重视.     

朦胧诗对诗歌传统的反叛与继承

产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朦胧诗,自其产生之时就褒贬不一。在本文中,笔者将朦胧诗回归到历史长河中,结合"古今中外"张力结构理论,具体阐释其相交于中国传统诗歌而言反叛与集成的表现。笔者认为朦胧诗是特定历史时期背景下,新表现手法与传统诗歌手法完美结合后绽放出的一朵奇葩。     

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朦胧诗”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朦胧诗"变换着不同的角色,变更着不同的地位,显示着不同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朦胧诗"越来越为大众读者、学者、文学评论家所接受。"朦胧诗"经典化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文学界对于"朦胧诗"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冷漠保守,90年代逐渐热情,直到21世纪对其研究才呈欣欣向荣之势。文学史是"朦胧诗"经典化过程的关键环节,在"朦胧诗"经典化的过程中,文学史的叙述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后现代视域下地域文学研究的新探索——评《河洛文化视野下新时期河南文学的乡土风骚》

<正>在中西二元对立的文化逻辑中产生的中国新文学,当它毅然决然地拒绝了传统文学的遗产,全身心地拥抱西方文明的时候,一个根本性的焦虑就相伴而生:新文学的"主体性"何在?换句话说,新文学想要摆脱"姗姗学步"或者"牙牙学语"的状态,大踏步地向前,面向全世界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首要的是发展并完善自己的"新质"。这种新质既迥异于传统文学,又与他国文学有着本质差别。正是这种"新质"方能确立新文学的"主体性"。对这种"新质"的追寻、探求与创造,既是"五四"一代先贤们的焦虑,也是他们为之奋斗的文学理想。这     

周作人的新文学源流观

中国新文学之初,周作人在考察新文学是什么、将是什么时,对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在考察新文学的生成动因时,周作人更注重思考传统文学内部的变革动力对新文学的根本性催生作用,从而认定传统文学对新文学成长的塑造力也将是根本性的.周作人的新文学源流观是我们的新文学史研究所不可或缺的一个视角.     

循环的历史叙述——从《中国新文学源流》看周作人的文学史观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源流》中为新文学的起源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在对言志与载道的关系中得出了自己独特的"循环"史观.他在对新文学的起源探讨中提出了"循环"的文学史观,而在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是比较奇特但又较少被人们所关注的.重新解读和分析周作人的文学史观,对现代文学史的学科规范提供一种新的思考.     

论严肃、通俗、民间的关系——兼现代文学个案偶举

晚清通俗小说与"五四"新文学实际是一种文学运动的两个阶段,一个在前一个在后.通俗小说在发展的过程中既有不人流的表现,也有吐故纳新的追求.另一方面,新文学内部也开始由雅向俗的悄然实践,表现出多种走向.雅俗文学就在这种互相交融、互相对立中成为一个融合体.     

新文学与民族死亡文化的重构

由于历史形势和教育传统的原因,中华民族的死亡意识以及死亡文化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由新文学来完成;新文学对民族死亡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阶段,即五四时期、三十年代以及新时期;新文学这种特殊的社会功能反过来对自身的品格和表现艺术产生了种种影响.     

"理水"者的文化自觉--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化

在20世纪中国文化的宏观背景下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既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鲜明地透显着"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现代精神.而金庸在武侠小说中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与阐扬,正暗合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重塑民族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     

谈朦胧诗的“读得懂”与“读不懂”——基于朦胧诗中意象与象征手法的运用

朦胧诗自发轫期即引发学界一场关于诗歌"读得懂"与"读不懂"的大讨论,而朦胧诗中意象群的层叠、象征手法的大量介入既是朦胧诗的标签性艺术特色,也是其"读得懂"与"读不懂"的成因所在。     

从朦胧诗到后朦胧诗——新时期诗歌艺术形态的转换与变形

朦胧诗的出现,标志着新时期诗歌艺术形态转换与变形的开始。初期的朦胧诗虽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进行了大胆的变革,但与后朦胧诗相比,仍不免依傍传统,受象征主义影响颇多。后朦胧诗完成了传统诗向现代诗的过渡,更接近于未来主义。它虽以自行消失告终,但其中的种种尝试,为诗歌新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参照系。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文化论争的历史考察——兼评学衡派的文化观

作为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个重要的学术文化派别,学衡派主张用"开明审慎"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新旧文化之间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而不是简单地抑旧扬新;认为文化不论中西,都须经过严格的评判与审慎的选择,在此基础上"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建设"新人文主义"的中华新文化.因其在对传统文化与新文学的态度和再造文明的路径选择上,与新文化派存在差异而被长期视为"顽固守旧".两派曾围绕上述问题数度论争,二者都主张发展中国的新文学,都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一面,但因路径不同,得失互见,在对新文学乃至新文化的理解和界定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如果摒弃固有成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进行评判,应该承认学衡派在论争过程中关于新文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和再造文明路径设计的表述,是现代新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许多方面较之新文化派更趋成熟与客观;特别是他们对于科学方法的阐释和对胡适实验主义方法论的批评,其中不乏辩证合理的积极因素,不能简单地视之为"顽固守旧"与"反动".     

朦胧诗潮及其论争二题

时至今日,关于朦胧诗的论争浪潮早已平静,但是它的文学史价值却不应因"事件"的远去被淡忘,朦胧诗在文学历史的艰难时刻,灵敏地把握住现实政治、社会变革与诗歌发展的复杂变局,表现出富有创造和探索的精神,这对当代中国诗歌的探索及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朦胧诗十年论争涉及的文学问题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还有论争产生的影响也是广泛的,如今要站在历史高度上重新审视这场朦胧诗论争。本文主要就朦胧诗争论过程中意象运用方面和自我表现方面及朦胧诗论争立场方面的分歧进行进一步探究。     

朦胧诗对诗歌传统的反叛与继承

产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朦胧诗,自其产生之时就褒贬不一。在本文中,笔者将朦胧诗回归到历史长河中,结合＂古今中外＂张力结构理论,具体阐释其相交于中国传统诗歌而言反叛与集成的表现。笔者认为朦胧诗是特定历史时期背景下,新表现手法与传统诗歌手法完美结合后绽放出的一朵奇葩。     

从诗外到诗内的回归——论朦胧诗的主体特征

作为＂第一只报春的飞燕＂的朦胧诗在其艺术性生成的艰难历程中,逐步节制了政治性对诗歌审美性和艺术性的侵蚀,自觉地开拓诗歌表现的个人域地,并在字里行间里洋溢着对自我的肯定和尊重,使诗歌的艺术本质得以显现,以此实现了中国新诗蜕变的关键一步,即从诗外到诗内的回归。主体介入的自觉、自我意识的弘扬以及个人主观情绪的书写等都是朦胧诗对当代诗歌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现实文学与传世文学的审视

现实文学与传世文学不仅书写方式不同,写作动机与写作手段亦不同.20世纪,中国文学突然发生变故,现实文学极度亢进而传世文学极度萎缩,白话文文体不具有文言文的可复读性与超越性.在"新文学"即将迎来百周年之时,实在有必要对新文学取代传统文学这一历史事件进行深刻反省,早日还传世文学一席之地.     

朦胧诗的终结与出路--兼论朦胧诗思大于诗的诗学意义

关于朦胧诗的终结问题,许多评论家都作过一定的探析,但大多停滞于诗歌的外部而失于客观.本文试图依托朦胧诗相关文本及创作主体的心态,以及西方文艺理论诸如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及海德格尔关于诗与思的论述去观照朦胧诗.朦胧诗人善于思索现实生存的虚幻性而表达对真实生存的向往,这是一代人精神的隐喻性的表达,也是其成就一批经典诗歌的诗学根据.但是朦胧诗人过多地为"生存"而构建诗歌,忽视了本真的诗意而被搁置于哲学的海滩.本文试图从思大于诗这一症结为切人口去分析朦胧诗,并力图为当下诗歌寻找一个可能性的发展出口.     

新文学如何走进大学课堂

民国时期的大学新文学课程的发生,是和新的权力机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新文学的知识/权力共生体的形成,和西方文学、文化有密切关系.但是新文学知识和权力之间并非是完全同一的关系,它受到来自传统权力和新文学阵营本身分歧的制约与规训.除了权力之外,新文学知识的形态也受到生产者个性的深刻影响.     

跨越重洋的凝视——中国当代朦胧诗在美国的翻译与研究

中国当代朦胧诗的诞生伴随着诗人主体意识和担当意识的觉醒,它通过个体丰富的情感历程向西方学者呈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它在困顿中徘徊,曲折地隐喻了一段尘封的历史遭际,折射出真挚的现实情怀与可贵的审美价值。在美国学者的研究中,朦胧诗展现了当代中国文化乃至社会的时代变迁,记录了一段关于青春和迷茫的"自我"成长史。本文旨在梳理朦胧诗在美国的翻译与研究概况,重点呈现美国研究中的独特视角和潜在动因,为朦胧诗在美国乃至英语世界的研究坐标系中确立位置,也期待为中国当代诗歌自身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照。     

新诗潮——五四文学革命的链接——浅论朦胧诗的启蒙意识

1980年前后凸现于中国文坛的朦胧诗接通了五四以来被阻断的文学传统,在启蒙意识上实现了当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链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人道主义的回归、精英意识的重现、女性意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