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许衡理学思想的特点

中国哲学自孔孟以来就以为世事人生服务为立足点,可是自北宋以来新儒学的产生,却出现了十分复杂的局面,这种新儒学,我们称之为"理学"。所谓"理学",就是援佛、援道入儒,使传统儒学融入了一些佛、道的思想成份。许衡理学思想博大而精深,且亲躬教学实践,能够深入浅出。他的理学思想有导引北方思想潮流、指导社会实践、普及道德修养的作用。许衡的理学思想相比朱熹的"虚",更多带有实学倾向、内外交汇。     

浅析朱熹道德教育思想——以“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为例

朱熹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对先秦以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作了系统的总结和改造,建立了完整的"理学"教育理论体系,其理学教育的中心就是道德教育。本文对朱熹"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两个阶段进行了分析,并阐释了朱熹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     

古怪精灵的“90后”

"80后"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的时代写满了忧伤。我喜欢忿忿地批判他们无病呻吟,喜欢看着他们的作品说"多大了还装纯"。对于"80     

元代“小学”教材的编纂、传播与理学的社会化

元代是理学获得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并逐步向民间传播的时代,小学教材的编纂、出版与流通对之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元代儒士是小学教材编纂的主体,强调要以理学思想作为小学教材编纂的指导思想,由此导致了元代小学教材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同时,元代发达的印刷技术也为小学教材的出版、流通创造了技术条件,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理学思想的普及。     

郁达夫现象与时代症候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前期的中国文坛上,郁达夫以其独具个性的小说创作在青年读者中引起了一股"郁达夫热"。本文试图返回历史语境,以"郁达夫现象"的生产、传播和接受为支点,来审视五四退潮期在青年一代身上所出现的自我与社会的冲突、欲望与道德的矛盾以及他们颓废的反抗方式等时代症候。     

浅谈中学阶段德育教育中的“严”与“爱”

对"严"与"爱"德育教育要注意他们的自负问题,注意他们的嫉妒问题;要注意培养他们对挫折的承受能力,注意提高他们的拒腐抗病的能力;也要注意他们的全面发展,而不能仅仅关注他们的学习成绩,应真正把他们培养成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符合时代需要的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程朱理学与桐城派研究

近年来有关程朱理学与桐城派研究论文不多而且研究力度不够。程朱理学对桐城派散文内容方面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桐城派的文章内容方面多是宣传程朱理学。桐城派的文章的成功之处在文学方面的创新,尤其在语言方面体现出"雅洁"。对"义理"、"考据"、"词章"三者诠释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论证。程朱理学对桐城派散文美学追求的影响罕有,正确看待桐城派散文美学追求,需要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作较全面而简要的分析。     

理学背景下的“书画同源”

"书画同源"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的重要美学命题之一,它的提出不仅给中国绘画创作和书法创作开创了一个"互渗,融合"的审美情境,尤其是为文人画审美趣味的最终形成做出了不可抹杀的理论贡献,而且也为绘画理论和书法理论的整合和创新开拓了新的契机。本文立足传统历史文化和中国古代理学思想,阐述了作者对"书画同源"理论观察的新视角。     

汉语名量词“把”的发展演变

量词"把"由动词"把"发展而来,名量词"把"又分为个体量词、集合量词,集合量词"把"在汉代出现,个体量词"把"在唐代时代出现,文章通过对两种量词"把"在不同朝代的发展演变,讨论了它们各自的发展脉络、呈现出的不同的用法和特点等相关问题。     

文祥与“同治中兴”

同治年间，清政府渐次镇压了几乎遍布全国的农民起义，暂时逃脱了灭亡的厄运，并呈现出些许革新的气象，这就是所谓的“同治中兴”。作为中兴事业最重要的开创，地方大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和中枢领袖奕诉受到了史学研究的高度重视，产生了丰富而深入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资料的匮乏，同样对中兴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中枢大臣祥却一直没有得到史学界应有的重视，研究非常薄弱。     

湖湘文化的三次大融合及其包容性特征的形成

湖湘文化是各种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的结果。从湖湘文化演变的过程看，它历经了历史上的三次大融合：南宋时期，理学思潮兴盛．湖湘学派崛起．形成了古代湖湘文化，近代时期，西学东渐．经世之学的链接，古代湖湘文化转变成近代湖湘文化，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湖湘文化的巨大社会效能充分发挥。从这三次文化大融合足以发现湖湘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融汇百家，兼收并蓄。     

论李侗在朱子理学创立中的作用与影响

李侗作为朱熹继承道统的最重要老师,在教导朱熹的过程中,以满腹的义理之见和极富魅力的人格感召,传授下一脉相承的理学之源,为朱熹集成理学的伟大事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桥梁作用。同时,他那独特鲜有、澄心默坐的授受方法,还为朱熹及其后学的义理研求,另辟了全新的思考路径。     

唐君毅礼乐思想探析

礼乐教育是传统儒家道德人格培养的重要途径,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突出特征。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在道德严重滑坡的现代社会,重新发掘礼乐教化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礼乐教化的现代开展路径,其理论的终极指向是通过对礼乐精神的培养重建中国人的德性生活。     

有为无为之间——王秀庄学思想研究

王雾在其庄学中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哲学,将天道无为和人道有为辩证地统一起来,相对较成功地调和了儒道释尤其是儒道关系。这既反映了当时政治和学术思想发展的要求,同时又成为运用辩证哲学解决学术思想分歧的一个典型例子,并为北宋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同志"称呼语的语义功能与语用条件析论

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语言交际中,"同志"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称呼语,它不仅是政治语言中最常见的一个称呼语,同时也一直被认为是大陆社会人群最合适的泛尊称.但随着社会的变化,"同志"的语义和语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政治语言中,除了正式场合,"同志"已经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同一政党成员的互称";而作为泛尊称,它也正日益被另一些称呼所替代,这些称呼语或为传统西式称呼语的复活(如"先生"小姐"),或为专指性称呼语的泛化(如"师傅"、"老师"、"老板").这不但是由于社会经济活动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思想文明意识变化的一个表征.     

南宋官学与书院的办学思想

南宋的官学与书院都是为封建政府培养人才的地方，作为两种并存的教育组织形式，其办学思想各有所重。官学的学科齐全，为社会培养所需的各方面人才；书院则注重道德修养与学术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学和书院之间互相影响。南宋中后期，理学成为官方学说，理学家们讲学的书院也成为官学的一种。     

儒释道精神的沉沦——论《沉沦》主人公的死因

儒释道精神的杂糅汇合构成了我们复杂的民族性格。作为一个中国人,《沉沦》主人公“他”也无法摆脱儒释道精神的束缚。“五四”历史转折时期,“他”在日本受到黑暗现实的压迫,支撑其文化心理结构的儒释道精神全面崩溃,只能走向死亡。     

从光绪《黔西州续志》看近代贵州方志采录诗文的儒学色彩

光绪《黔西州续志》主要记录咸、同时期黔西州历史,其中所采录的诗文主要关涉忠、孝、节、义,教化倾向明显,儒学色彩十分浓郁。被采录的诗文,其作者以诗志史的创作追求自觉而明确,而编纂者们采诗观风的意图也十分明朗。这种方志编纂,不但反映了晚清时期贵州诗文创作与儒学的密切关系,也体现了史学与儒学之互动。史学家用儒学的标准对诗文进行剪裁,这既是文学儒学化,也是史学儒学化之表现,彰显了晚清时期儒学对文化发展的强烈束缚与深刻影响。     

万里东来来相印证--《天儒印》研究

明清之际,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做了大量的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适应、沟通工作,虽然这主要是出于传教的目的,但实际上对于异质文化间的交往是有启迪意义的.作为此类著作的代表,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畸人十篇>等,都引起了足够的重视.但方济各会利安当的<天儒印>还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是一部典型的适应儒家的著作,它从基督教教理的角度出发,对<四书>中有关"天"、"诚"等范畴作了全面的阐释.其结论未必正确,但对今天的跨文化交流,颇具借鉴意义.     

董仲舒对孔子“仁学”的发展

在汉代,儒学进一步强化对礼仪和天人之道的重视并推进,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西汉儒学与先秦儒学的发展模式.从“天人相分”到“天人相与”,董仲舒吸收了《春秋》中的“天道”思想并从“天人关系”进一步对汉代儒学进行梳理,尤其是在与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也体现了董仲舒向孔子“仁学”进一步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