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荀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荀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荀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史记》引《诗》考

研究《史记》,其史料来源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司马迁在撰写这部远古到西汉武帝时的史书《史记》时从《诗经》中直接和间接吸收引用了许多素材,对《诗经》进行了广泛的引用及深刻的论述,而这些引用和论述对《史记》的创作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左传》引《诗》考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诗经》又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由于二者在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而具有密切关联。先秦文献有关引《诗》的文献中,《左传》最具有代表性。已有众多学者对《左传》引《诗》的原由和引《诗》方法做了大量研究。试就其引用《诗经》的篇目、次数和引用的特点而言,对引《诗》情况作全面的考证和分析,为研究《左传》和《诗经》提供一些参考。     

《列女传》引《诗》得失刍议

刘向的《列女传》每一篇故事的结尾都引用了《诗经》的句子作结。这些故事所引用《诗经》的句子 ,有的与其内容相符 ,有的相近 ,有的则不是用其本义 ,而是借用诗中的形象与语句表达自己的感情 ,借诗以言其志。《列女传》在引用《诗经》的观点及欣赏《诗经》的心态方面取得了某种和谐和统一     

《墨子》引《诗》论

自春秋时期起,引《诗》成为了诸子散文中常见的论述方式,该文以《墨子》一书中可考证的8处引诗为切入点,讨论《墨子》引《诗》的特点。     

《广韵》引《诗》说略

《广韵》既为韵书同时又是一部字书，因此在解释字义时引用了大量的古代文献作为例证。对引《诗》的情况从引用形式、释义、字形及内容等方面与《毛传》作比较研究，可为《广韵》和《诗经》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料。     

《列女传》引《诗》得失刍议

刘向的《列女传》每一篇故事的结尾都引用了《诗经》的句子作结。这 些故事所引用《诗经》的句子，有的与其内容相符，有的相近，有的则不是用其本义，而是借用诗中的形象与语句表达自己的感情，借诗以言其志。《列女传》在引用《诗经》的观点及欣赏《诗经》的心态方面取得了某种和谐和统一。     

《尔雅》郭璞注引《诗》考

东晋郭璞的《尔雅注》是清代以前各种注本中最著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尔雅》＂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郭璞为其作注引经据典,博采众长,且以《诗经》为最多,其有引《诗》达一百七十例。我们就《尔雅》郭注引《诗》情况与传世《毛诗》进行比较,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引自《毛诗》,参照有关文献资料,我们推测郭璞可能引用的是《鲁诗》。     

《论衡》引《诗》研究

王充是东汉时期独具个性的文人,他的《论衡》一书直接引《诗》共19处,这些诗句或取自古文经,或取自今文经,或与传世文献文字有异。从王充引《诗》的情况可分析,他采取“以我为主”的写作方式,将《诗》与其他儒家经典按话题类别进行引用,从而说明问题,并且取意不拘泥于《诗》的通行解说,而采用自己的阐释方式。同时,他所引述的诗文大多来自于《大雅》《小雅》,可以看出他强烈的现实政治意图,并往往将诗文引作反驳的靶子使用,证明了他“善与人异”的性格和“疾虚妄”的特点所言非虚。     

从《诗经·国风》看春秋战国时代女性的择偶观

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集中代表了我国古代诗歌最初的伟大成就。尤其是《诗经·国风》在收录了大量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诗歌作品的同时,也细腻生动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女性的日常生活及爱情追求,并折射出她们对意中人的浓浓爱意及渴望与意中人喜结连理的大胆表露,择偶以"硕"为美,高大、英俊且有"仪"、"止"、礼",重视夫君品行,择偶"尚武",重勇武之男子,希望夫君为国效力等多重的择偶婚配观念。     

《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引《诗》探析

“善引用”是《世说新语》的重要特点,其引《诗》用《诗》的部分尤其值得关注。或正取《诗》义,或反取《诗》义,剪裁舍取,化为己用。魏晋士人引《诗》,是由中国士人的知识结构和对《诗经》的特殊偏爱,魏晋时期文学自觉、尚清谈等时代特色及整个民族文化谱系中引《诗》用《诗》的传统等文化心理因素共同导致的。这对研究《诗经》经学地位的解构、文学审美的突破及其在文学史、传播史层面的影响均具有重要意义。     

汉代《诗》学先秦探源

中国传统《诗》学在由先秦向两汉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史料的匮乏,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及复杂性。其实先秦《诗经》的流传应分作两条脉络来看:一是《诗经》文本的结集、流传史;一是解《诗》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其传承也并非后人所理想化的,如陆玑《草木虫鱼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论述《毛诗》传授谱系时所描述的那种单线条的严格的师徒授受,而是一个在同一系统内此起彼伏、合散消长的过程。     

汉代《诗》学先秦探源

中国传统《诗》学在由先秦向两汉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史料的匮乏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及复杂性。先秦《诗经》的流传应分作两条脉络来看:一是《诗经》文本的结集、流传史;一是解《诗》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其传承也并非后人所理想化的那种单线条的严格的师徒授受关系,如同《草木虫鱼疏》、《经典释文.序录》论述《毛诗》传授谱系时所描述的那样,而是一个在同一系统内此起彼伏、合散消长的过程。     

苟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苟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苟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苟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原本玉篇》与《大广益会玉篇》引《诗》体例考——兼论王先谦三家《诗》辑佚之失

南朝顾野王所撰《玉篇》经唐代孙强、北宋陈彭年等人的重新修订,题为《大广益会玉篇》流传于世。未经修改的《原本玉篇》失传已久,直至清末民初由黎庶昌、罗振玉等人从日本传回国内。二书皆保留有众多《诗经》材料,在引《诗》体例上互有异同。《大广益会玉篇》虽然大量删减《原本玉篇》中的《诗经》经文,但保留了不少注解训释,且二书所据皆以《毛诗》为主以《韩诗》为辅;《原本玉篇》引《诗》皆标明是毛家还是韩家,《大广益会玉篇》则只称为《诗》而不言何家,但可以推断为毛。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疏于辨别二书的引《诗》体例,并将二书混为一谈,通过“非毛即韩”的排除法认定《玉篇》所引之《诗》为韩,出现了一系列辑佚失误。     

《诗》之二《南》与《易》之关系

《诗》之《周南》、《召南》与《易》之关系探究,分从两方面进行把握,结构上,《诗》有二《南》犹《易》有《乾》、《坤》;内容上,诗有二《南》犹《易》有《成》、《观》。     

论《史记》取材于《诗》

司马迁在写殷周春秋史时多取材于《诗经》。他当时所采用的《诗经》读本是《鲁诗》,《鲁诗》不仅给《史记》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古时期史料不足的缺陷,而且还给司马迁评价历史提供了经典依据。     

从《史记》引逸诗看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观

司马迁《史记》中引用了四首逸诗,这反映出司马迁极力为自己所提出的＂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使于礼仪＂的＂孔子删诗＂说寻找理论依据;这与其撰写《史记》时所具有的＂成一家之言＂创新精神是相一致的。     

《诗经》燕飨诗的原始文化探源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也是一部文化典籍,它形成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但事实上,《诗经》中相当一部分诗歌有更久远的历史源头,这种情况在十五国风中最为明显。各地的土乐当中应当有一部分诗歌是上古歌谣的遗留。它们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与损益变形,到了周代社会逐渐定型而被收录在诗集中,因而它们传达出了更早的社会生活信息。《诗经》中为数众多的燕飨诗,即充分表现了上古礼制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