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

历史认识是历史学家通过运用历史认识工具、历史认知图式和史料、历史遗存物去实现客观历史实在的重构,是史学主体通过史料中介对史学客体的能动反映.探讨史学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批判地汲取实证主义、主观主义等传统史学的精华,对史学认识过程中坚持唯物史观,并在唯物史观指导之下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考察了实证主义、主观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历史认识论,阐明了唯物史观科学地处理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真正做到认识主体与客体的能动统一.     

新时期史学主体性问题研究的理论缘起

20世纪70年代末伊始,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的关系的重新审视引起了对史学理论研究与史学主体性问题的关注;同时,这一时期不断涌入的西方20世纪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对主体性的特别关照的学术取向也激起我国史学界对史学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并对研究的理论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方面构成了我国新时期史学主体性问题研究的两个理论缘起。     

当代中国史学的形态、演化及发展趋向

从历史书写的目的性和治史观念来看,当代中国史学存在着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三种主要史学形态。主流史学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化特征和系统完整的史学话语体系;精英史学重视思想独立,富有批判精神,有着与主流史学差别甚大的学术评判标准和话语系统;大众史学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社会大众均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三种史学形态的嬗变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49年到1979年为第一阶段,总体特征是主流史学主宰史坛,从各个方面支配着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1980年至今为第二阶段,总体特征是主流史学面临考验,精英史学不断崛起,大众史学异军突出,并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三种史学形态都面临诸多发展中的问题。主流史学要想继续保持主流地位,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平台上形成不同学派,张扬其理论的个性力量,与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互动;精英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学术流派渐趋形成,个性化研究日渐凸显,不断为认识历史提供新的解释框架,逐渐引领了当代中国的历史研究;大众史学发展迅速,影响日大,但乱象不断,亟待进行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主流史学和精英史学需要进入大众史学领域,参与大众历史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     

批判与构建:论理性史学的历史主义

理性史学是指14世纪至18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与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史学。理性史学认为,历史是人类自身的向善活动,其特征就是不断地进步,而其动力就是理性;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活动,其任务是揭示人类进步的原因,其性质属于科学;历史认识的基石是事实,其方式为线性时间,其方法是因果分析。理性史学的孕育、生长与成熟,标志着西方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正式确立,也标志着西方历史学从中世纪宗教神学向现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年鉴史学模式对中国教育史学研究的启示

在扬弃19世纪兰克模式的基础上,年鉴学派在20世纪成长为西方史坛最有影响力的学派,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史学模式,具有倡导总体史观、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强调史学家的主体认识作用和用问题史学取代叙述史学四个特征。这些特征在研究范围、研究者的主体性、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创新四个方面都对中国教育史学研究具有方法论的启示。这些特征在研究范围、研究者的主体性、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创新四个方面都对中国教育史学研究具有方法论的启示。     

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沉浮（俄国十月革命至20世纪90年代初）

本篇阐述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阐述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总结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衰的经验教训,指出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世界史学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与国际影响,主要是说明它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大影响。     

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合理维度

20世纪,尤其是近50年来在史学与政治关系问题上有种种不同认识,并影响到史学的发展.虽然我国史学发展历程中有过被政治化、简单化、庸俗化的痛苦经历,但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史学与政治有关系,而是没有正确处理好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曲解了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把史学与政治关系简单化以及把史学等同于政治是错误的.同样,割裂史学同政治的关系,强调史学要“超越”现实也是不正确的.在史学工作中应该正确处理好史学与政治关系的三个维度,使史学在与现实政治运动的双向互动中保持合理的运动形态.     

在史学领域的不断探索——读瞿林东著《史学与史学评论》

《史学与史学评论》是瞿林东教授的史学评论集,汇集了作者８０年代以来撰写的一些评论文章,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近二十年作者对当代史学的许多思考认识,以及在史学领域不断探索的心路历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对传统史学现代价值的思考,提倡史学评论的研究和实践,以及认真总结２０世纪中国史学遗产,展望未来史学前景等,都是作者在史学研究过程中自觉意识的具体体现。正是作者不断追求的自觉意识,促成他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深化了对历史、史学及其理论和方法的认识     

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三题

在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史家作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一股新生力量.对有关重大史学理论问题如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史料考证与历史解释的关系、史学在新时代的经世致用等,进行了积极的探讨,革新了旧的史学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传播和发展.     

前提和路径——关于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思考

21世纪的中国史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开放形势,为了使更多的外国同行、外国公众全面地认识中国历史、中国史学,促进中外史学交流,推动中国史学发展,中国史学应当确立起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意识和要求。为此,中国史学应把不断提高自身的品格作为进一步走向世界的前提,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向,在继承优秀史学遗产方面更多的努力,认真对待和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成果。同时,中国史学还应明确进一步走向世界的目标和路径,即推进中外史家的对话,加强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促进优秀的史学成果“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这方面,青年史学工作者肩负着光荣的历史使命。     

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民族史学研究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 民族史学研究是史学史学科的重要分支, 它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 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研究经历了起步与发展两个阶段; 在民族史学的综合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在理论探索上则反映出研究的自觉意识不断增强, 民族史观探讨逐步走向深入, 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等积极倾向, 显示了民族史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论特纳的“新史学”思想

特纳的边疆学说和地域理论影响颇大,重政治史和精英史的狭隘,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究的现实功用,将史学研究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并重。但他对史坛的贡献更在于他的新史观。他打破了传统史学只提倡跨学科研究,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路径;开始重视史学研     

20世纪西方新史学范式对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启示

20世纪在西方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史学范式具有研究范围扩展、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强调史学家的主体认识作用、用问题史学取代传统的叙述史学等特征 ,它至少在研究的领域、研究者的主体性、叙事体例三个方面对外国教育史研究具有方法论的启示。     

苏联史学在中国的命运

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对苏联史学的学习、借鉴、批判、反思的过程曲折前进的.从1949年以来,苏联史学在中国的命运经历了三个时期: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前,是全面学习苏联史学的时期,中国史家大量介绍和全面引进了苏联史学的成果;1956年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是苏联史学在中国逐渐被冷落、被摒弃、被批判的时期,两国史学的交流进入低潮;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进入了对苏联史学的反思时期,中国史家开始重新认识苏联史学,史学之间的交流逐步进入正常状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世界意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意识主要体现在倡导研究历史应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反对"欧洲中心论"、世界史学科的确立以及可贵的理论探索等几方面.尽管这一时期国际间的史学交流,尤其是与西方国家的直接交流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个中所具有的世界意识和世界眼光却是值得肯定和引起学界充分注意的.     

探索中国当代史学的位置和发展趋势——瞿林东著《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读后

瞿林东著《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一书探讨了一个事关历史学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史学在社会中处于什么位置？该书梳理了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相关认识,总结了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道路,阐述了21世纪中国历史学主流形态的发展趋势,以及如何体现中国当代史学的民族特征和世界特色等内容。它不仅对于了解中国当代史学具有参考价值,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史学理论的自我认识,是对当代史学理论建设的一大贡献,标志着中国当代史学理论已经具备了鲜明的自觉意识和深沉的入世品格。     

伏尔泰的史学启蒙——谈《风俗论》的新思维

伏尔泰的史学启蒙开启理性史学与理论治史的觉悟,导正了史学发展的方向,引领走进理性正道。伏尔泰的《风俗论》是包括东西方各国,乃至非洲美洲涵摄在内的真正世界史。伏尔泰《风俗论》重视人类精神方面的研究,开了历史研究的新蹊径新风尚。《风俗论》对史学时弊进行解剖分析:王公贵族、达官政客充当学者,历史书充满阶级偏见是弊端之一;宗教迷信使人失去理性,历史学沉迷于圣徒圣事是弊端之二;史德缺失,随心所欲臆造历史是弊端之三;历史学重视对精神文化的研究,提高了历史学的文化品位。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时代特色和主要成就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编纂学由传统的编纂体例和编纂思想向近代史书编纂体例和编纂思想过渡,呈现中西体例和思想互动融合的局面。一方面,传统的编纂体例和思想仍显示出卓越的生命力,出现了对传统历史编纂学进行反思和实践的倾向;另一方面,章节体迅速成为历史编纂中最重要的编纂形式,主宰中国历史编纂的语境,20世纪史家在这样的历史情势下,建构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尝试和努力就显得尤为可贵,他们赋予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独特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     

清代史学的发展状况及其原因

清代史学属于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总结期,同时也是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重要阶段,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有利于加强对传统史学的认识。清代史学的发展状况主要从明清鼎革之际私人历史的撰述,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史馆制度的完善,历史考证学的兴起与繁荣,对古代史学理论的总结,逐步迈向近代史学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史学从思想和研究方法上也都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发生变化,史学发展的每个方面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也都呈现各自的特点。因此,分析清代史学的发展原因一定要在对各个方面的状况有了了解后进行。     

雷海宗1932年史学方法课程笔记

雷海宗1932年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后,多年开设史学方法课程。该课程按历史之科学——分析、历史之哲学——综合和历史之艺术——著作三个问题分别讲授,贯通中外,发挥己见,内容丰富;并采用研讨班的教学形式与方法,生动活泼,学生受益良多。江西师范大学已故名教授谷霁光先生,1932年在清华大学听此课时有笔记留下,言简意赅,是目前仅有的记录和保存雷海宗史学方法一课重要内容的宝贵史料。现将此笔记整理出来发表,供史学界同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