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文看西周的媵婚制度

西周时期，作器者分别以七种名义为出嫁女铸媵器。有些器铭虽无“媵”字，但从内容上基本可以推定为媵器。西周时期的媵器，基本上是一器铭一女，这说明西周时期以两国通婚为主；与春秋时期一器兼铭两女，三国通婚相对比，反映出西周时期列国结成婚姻政治政治联盟的必要性尚不迫切。以父的名义为出嫁女作媵器居绝大多数，这说明此时期父权特别强大。从器铭反映的婚姻关系可见，此时期贵族通婚实行等级内婚制；相邻之国往往结成婚姻之国。     

从西周金文看形容词的发展及其影响

把殷商甲骨文中的形容词和西周金文中的形容词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形容词的数量增多了,结构复杂了。从词汇的角度看,形容词的发展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形容词的语义系统在形容词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这是词汇系统性增强的体现;从语法的角度看,形容词的发展引起了一些性状概念要素表达方式的变化,也就是由综合的表达方式转变为分析的表达方式。     

保教的先驱——西周金文中的女“保”

在西周金文中可以看到一种女性所从事的职业———保,她们是后世女保育员、女教师的先驱。西周的三篇铭文及相关资料揭示了“保”这一职业产生发展的演进过程。     

由《遂公盨》看西周金文中“德”观念的演变

西周青铜器因其独特的载体,保留了许多原始珍贵的文字材料,结合青铜器分期断代知识,通过对其中关于＂德＂内容的铭文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周＂德＂观念发展演变的足迹,为研究西周思想史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西周文献中“否”“丕”“不”的字词关系

西周文献中“否”、“丕”和“不”三者之间的字形与词义的关系较复杂。西周金文有“不”和“否”,“丕”义通过“不”来表示;除了“不”作否定副词外,“否”也用表否定副词“不”。传世文献的《尚书》、《逸周书》中的“否”、“丕”、“不”三者皆出现,意义和用法已基本分开;《诗经》、《周易》只有“不”、“否”,《诗经》中“丕”的意义通过“不”表现。     

加快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思考——以临沧市为例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云南边疆“直过区”，佤族、布朗族、德昂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历史与自然等原因，“直过区”和边地少数民族发展经济的基础十分薄弱，贫困落后问题还很突出。要与发达地区同步奔小康谈何容易。但回顾上世纪50年代上述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实现“直过”腾飞的经验来分析，国家继续实行特殊的民族优惠政策，可以再创第二次“跨越式”辉煌而缩小差距实现同步奔小康的。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新机制”执行中的问题与对策——以喀什地区英吉沙县为例

新机制的实施给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带来了诸多积极效应,但同时也存在着经费保障水平偏低、师资水平落后、经费预算和使用不合理、教育负债沉重等问题。要进一步落实好新机制,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又好又快的发展,需从继续加大经费投入、解决师资问题、规范和使用经费、化解教育债务等方面去努力。     

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新机制”执行中的问题与对策——以喀什地区英吉沙县为例

＂新机制＂的实施给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带来了诸多积极效应,但同时也存在着经费保障水平偏低、师资水平落后、经费预算和使用不合理、教育负债沉重等问题。欲进一步落实好＂新机制＂,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又好又快地发展,需从继续加大经费投入、解决师资队伍问题、规范和使用经费、化解教育债务等方面去努力。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现状分析——以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为例

教育是关系边疆民族地区未来发展的事业。但由于特殊的自然和社会原因,严重制约着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因此,要加快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必须要办好教育,这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的大事。     

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

以《孟子·离娄下》"《诗》亡然后《春秋》作"及今天所见所有出土文字资料情况来看,在春秋之前还未产生由史官记载下来的《春秋》类编年体史书,但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即年月日时间与国家大事记在西周时期金文中已经出现了。西周金文资料中所记述事件的开头往往有年、月、月相、干支日,用来表明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常常记载相当于后世"起居注"形式的时王活动以及国家大事;还常有大事系"年"的现象,表明这一时期已具有选择一件大事作为某年标志的历史意识。这一现象的出现,标志着西周时的人们要在漫长历史岁月中记住那些发生了历史大事及其相应年岁的历史观念,而这种历史大事和相应的年岁正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由此可见《春秋》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在西周时已经基本酝酿成熟了,但西周还未出现有体系的史书。我国重视历史事件时间要素的现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西周丰镐地区军士阶层食鱼考——以少陵原西周墓地为例

少陵原西周墓地是西周军士阶层的“邦墓”性质的族墓地.在历史文献记载中,西周的低等士阶层不可能吃到太多肉食,但相关科技考古研究表明该墓地的军士曾吃过大量肉食.结合历史文献、少陵原科技考古报告及其所处地理环境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可以推测出西周军士阶层吃到的肉类应以鱼类为主.     

从“汉语热”看少数民族教育变化

在新疆各地采访,记者不断被涌动的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潮深深地感动着。如今,许多少数民族学生的家长已经不满足于自己的孩子在少数民族学校学的那一点汉语知识了,而是从小就把孩子送到用汉语授课的汉族学校上学。少数民族教育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表明了少数民族家长教育观念的更新,而且充分体现了近年来新疆少数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走进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第一小学,正值课间时间,孩子们在操场上嬉戏玩耍。十几个维吾尔族小学生闯进了记者的视线,再往远处一看,一群维吾尔族小学生正和汉族小学生,还有柯尔克孜…     

语言舆情视角下的边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调查研究——以云南德宏为例

透过语言舆情了解语言生活,从而进一步作出语言规划,这是语言舆情的本质。以语言舆情为研究视角,以云南德宏为例,对当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文字工作舆情热点进行监测与调查,以此把握边疆少数民族语言生活状况,窥探该地区语言舆情特点及基于舆情下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特征,指出基于舆情的边疆少数民族语言规划的重要性。     

从“抛绣球”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变迁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体育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发展历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变迁是必然的。以广西壮民族传统体育＂抛绣球＂为例,论述它由民间娱乐走向现代体育的发展过程,试图从民族学角度来分析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变迁,以及对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文化发展的启示。     

西周初年诸侯国民族政策个案分析——以齐国和鲁国为例

民族问题是西周初年周王朝和各主要诸侯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周王朝为处理民族问题，既提出了一般性原则和方针；又针对各诸侯国的实际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做法和措施。各诸侯国在其统治地域内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制定了具体的民族政策，由于各国情况各异，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并影响到各国后来的发展趋势。以齐国和鲁国最为典型。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研究——以云南为例的分析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民族和谐、边疆稳定的特殊意义。城镇化是民族人口生活迈人小康的必由之路,公共产品属性的边疆地区城镇化有别于国家核心区的城镇化。云南省民族自治州城镇化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具有大城市带动、资源开发带动、大企业带动、旅游带动、边贸带动等特点,这些城镇化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对全国其他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提高具有参考价值。     

少数民族地区社区治理及效果评价体系创新研究——以呼和浩特市Z街道社区为例

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社区建设的开展,我国现有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基层组织建设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民族地区社区发展亦是如此。基于大量田野调查,思考当前社区治理的不完善性、缺乏科学性和实效性,挖掘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缜密设计出一套科学的治理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旨在丰富和发展民族地区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路径,从而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明代湘黔交界地带少数民族地区治理方略与成果——以天柱改所为县为例

万历年间,明廷于天柱一地实施改所为县。该县县治策略围绕着重建官、军、苗、民四者的关系而设并成功实施,为流官提供了一套可供参考的少数民族地区治理方案。同时,各民族对天柱建县的共同支持不仅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良性交往,也为古代民族地区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素质拓展探索与研究——以红河学院为例

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是一项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举措,是保证大学生参加工作后能尽快适应社会的重要基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承担着为推动本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发展、改变本地区落后面貌培养、输送高素质使用人才的重大责任,但目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落后,对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生存能力的培养不够重视,素质拓展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存在导向不明、在整个教学工作中所占分量不够、基础投入不足、开展形式单一等问题。本文以红河学院为例,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进行探索研究,对提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院校大学生综合素质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     

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化社会治理

数字技术手段以极快的速度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应用对于提高治理信息获取、信息数据交换共享以及正确处理存在问题方面效果显著,为数字化社会治理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数字化社会治理也逐渐成为社会治理共同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数字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应该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手段和相关平台的协助作用,并且要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基础,进一步探索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化社会治理具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