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学与革命:以鲁迅在广州为研究中心

现代史上的鲁迅是一个文学家、一个革命旗手,而鲁迅文学与革命的结合是在广州时期形成的。与在北京、厦门和上海时期不同之处在于:鲁迅在广州时期一方面观察着广州的革命形势、近距离接触革命组织团体、革命青年;一方面审视自身的革命意识,提升对国民政府和革命本质的认知,终于在短暂的广州时期实现了革命文学的转向。     

天然的盟友与"对抗性联盟"——论鲁迅与北新书局的始终

现代文人与出版商之间既是天然的盟友又是带有对抗性的联盟,鲁迅与北新书局的恩怨可以视作典型实例。多年来对于双方关系的解说多半停留在鲁迅支持北新书局与"鲁迅被剥削"这一层面上而无视北新书局的出版实绩。北新书局在为鲁迅提供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的同时又实现了鲁迅的出版理想。双方的合作与纠纷提供了现代文人与出版商之间的法律、道德与情感范式。     

学者的前史和学术的位置——论作为“一二·一青年”的王景山

作为身历“一二·一运动”的民主革命青年,王景山在20世纪40年代激荡的时代浪潮中遇合了鲁迅及其文学。这种独特的遇合方式形塑了他对鲁迅别样的理解,也在20世纪80年代生发出他对“爱国主义鲁迅”的系列论述。这些论述以国民革命时期投身实际斗争的鲁迅形象为轴心,突出了“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的联动性,也试图用“民”这一媒介性的概念调和鲁迅早期“人国”思想的内在矛盾。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王景山则日益疏离专业性的鲁迅研究,而以“弘扬鲁迅精神,宣传鲁迅思想,普及鲁迅著作”为职志。但无论是倚重鲁迅资源参与的思想论战还是以广大青少年为目标的鲁迅普及教育,都浮现着早年民主革命经验悠远而绵长的影响。     

幼师生职业理想调查与思考——以淮南师范学院为例

大学时期是一个人职业理想形成的重要时期,一个人在大学期间的职业理想如何,不仅关系着他们的未来事业的成败和人生道路的曲折,更是关系着国家事业是否有合格接班人的大事。本文通过对当前幼师大学生职业理想形成的时期、选择学前教育专业的动因、职业素养认同感及职业生涯前期规划方面的调查,从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信念、职业生涯前期规划及课程设置几个方面提出思考与建议。     

论鲁迅的出版实践活动

鲁迅出版实践活动主要表现在出版自由、版权、稿酬、广告这几个方面。鲁迅的出版自由思想是伴随着言论自由、个体自由而来的;对著作权的自觉意识,不仅表现在与北新书局版税纠纷,还表现在对盗版书及选本盗印的清醒认识;作为自由文人,鲁迅受稿酬的影响更大,稿酬是鲁迅人格独立和思想独立的经济基础;运用广告推销书刊。     

《摩罗诗力说》简论

一、鲁迅早期的文艺观《摩罗诗力说》是鲁迅第一篇论文艺的重要论文,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篇重要的文艺论著。青年鲁迅对文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文艺的起源、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并且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美学理想。     

新文化传播视域下的鲁迅与《申报·自由谈》关系研究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自由谈》副刊在黎烈文的变革下成为中国杂文创作的大本营,它与鲁迅关系密切。鲁迅《自由谈》时期的杂文创作内容包含了“统治”、“文人”、“革命”、“希望”等主题,而且表现了“创作观念的成熟、创作手法的突破、战斗色彩的强化”等艺术特征。他们的相互影响也带来深远的启示。     

从《文学与革命》到“革命文学”

鲁迅早期关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认识主要来自于托洛茨基。本文比较苏联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者的观念,进而确认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思源与托洛茨基的一致性。     

建国之前鲁迅形象的多维建构和递嬗

建国之前,鲁迅形象的建构主要经历了“五四”时期、左翼时期、延安时期等三个阶段.由于不同社会文化语境存在着差异性,鲁迅形象分别呈现出不同的面孔.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卡里斯玛典型”,鲁迅形象塑造背后蕴含着诸多革命性因素.鲁迅形象和20世纪中国重大问题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要想厘清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鲁迅形象是一个有效切入点,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由叶赛宁之死看鲁迅对革命文学的态度

关于革命与文学的思考,贯穿了鲁迅的后半生,他时而以革命为本位,时而以文学为本位,思考呈现出复杂的状态。对叶赛宁之死的关注是鲁迅思考文学与革命关系的一个焦点,鲁迅从叶赛宁之死中看到了诗人与革命之间难以挣脱的悲剧性宿命。鲁迅认为自己就象叶赛宁一样并不是新时代的弄潮者,他属于旧的时代,在革命中扮演的就是叶赛宁式的悲喜剧角色,自己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以悲剧之结束昭示革命时代的到来。通过苏联革命这面镜子来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并探寻中国新文艺的出路,是鲁迅晚年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