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刻的特点及贡献——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专论之四

我国古代的书坊刻书与官刻、私刻相比,不仅历史悠久,分布广泛,数量巨大,影响深远,而且还具有许多特点,很值得总结借鉴。然而,以往对于坊刻本的评价贬抑过低,往往称之为“最下”。我们不否认某些坊刻本所存在的一些诟病,但是如果把坊刻本的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看问题,客观地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书坊刻书家在推进我国图书事业的发展、传播和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满足广大民众文化需求等方面是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的。一、经营方面的特点 1.编、刻、印、卖合一,经营自主灵活书坊,古代又称书肆、书林、书铺、书堂、书棚、经籍铺等。其前身是在街头闹市以图书作为商     

古代书坊渊源考略

一、书坊 古代社会的图书出版形式主要存在官府刻书、私人刻书和书坊刻书三大类.官府刻书内容是比较单一的,绝大部分是儒家经典著作或佛道经典.私人刻书主要是家谱、先人著作、私人著作以及私塾使用的初级读物.     

明代书业广告述略

明代是我国古代刻书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官刻、家刻、坊刻三大系统,鼎足而立。其间所刻,无论数量之大、规模之巨、亦或内容之丰富,皆远逾前代不知凡几。     

清代河南书坊刻书考述

五代时的书肆,北宋时的书林、书堂,南宋时的书棚以及明清时的书铺,皆泛称书坊.古代的书坊基本上就相当于现在的书店,颇有异者,书坊本身刻印图书,而现在的书店则不承担图书出版的职能.五代时期的洛阳,已有零星的书坊开始刻书.历经宋元明,而达于清,河南坊刻的数量与所刻图书见于著录者远远超过了前代,走向-个历史的高峰.     

明代中原民间出版简论

明代是中国出版史也是中原出版史上的繁荣时期。除了官府出版、藩府出版取得了较大发展外,民间出版也达到了新的水平;明代中原民间出版的主体是私家刻书,书坊刻书和寺院刻书也有开拓;中原民间出版对于中原文献的传承、中原文化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私家刻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专论之九

在以往的中国书史出版印刷史论著中,对于我国古代的私家刻书,向来评价不高,认为其不过是官刻的附庸。其实,只要我们把它放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考查,就会发现,这些私人刻书家的印刷出版活动是与他们的学术研究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官刻似乎也有一些,坊刻就很少了。私人刻书家在搜集、整理、编辑、刻印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同时开展了辑佚、校勘、辨伪、训诂、考据、研究版本、编纂目录以及著述和编辑丛书等一系列学术活动.建立并丰富了这些冶书之学。有的私人刻书家利用自己的财力,大胆创新,勇于探索,发展了活字、套印、(?)版、拱花等印刷技术,还有的采用影刻、复刻、影钞等方式,保持古书善本的原貌。所以,中国古籍尽管屡遭厄运,历经劫难,仍然能较为完整和系统地保存和流传下来,历代私人刻书家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建阳坊刻业与明中后叶通俗小说的发展

明代印刷事业非常发达,其刻书地区之广、机构之多、数量之大都远远超过了以前各代,书坊刻书业尤其发达,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程度。明代的坊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福建的建阳坊刻。       

宋代刻书产业对文书档案工作的影响

宋代刻书产业因雕版印刷术的进步而繁荣起来,官刻、坊刻、家刻三大刻书系统共同发展支撑起宋代庞大而勃兴的刻书产业,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公文汇编等文书档案.     

《秘书廿一种》本《白虎通》版本考辨

清人汪士汉编有丛书《秘书廿一种》,在清代曾经多次刊印,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足见其流传之广。笔者通过对其中《白虎通》的版本调查,第一次将此书的版本刊刻顺序加以梳理,藉此以说明清代书坊刻书之复杂与一般官刻、私家刻书不同,不可忽视,以期为日后清代书坊刻书研究提供借鉴。     

拓荒始于“扫叶”：杨丽莹《扫叶山房史研究》读后

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事业,在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以后,形成以雕版印刷术为主流的模式。经过长时期的应用普及,逐渐形成坊刻本、官刻本、家刻本三足鼎立之势,一直持续到清末。有清一代,民间书坊经营时间延续最久,刻书数量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要数继常熟毛晋汲古阁而起的席氏扫叶山房。因此,孙毓修（1871-1922年）在《中国雕版源流考》中说：“清时书坊刻书之多,莫如苏州席氏扫叶山房”,“贩夫盈门,席氏之书不胫而走天下。”谷林（1919-2009年）、汪曾祺（1920-1997年）都曾在文章中赞扬扫叶山房所刻书的贡献,并表示期待,有人能从中国出版史的角度调查扫叶山房的始末,写成一篇报告,记录下其“嘉惠士林”的贡献。如今,复旦大学博士杨丽莹这部拓荒性的《扫叶山房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版）的问世,终于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     

明中后期坊刻之流变与吴勉学的刻书特色

坊刻指民间书坊所从事的刻印图书以获利的活动.明成化以后,手工业、商业蓬勃发展,经济繁荣,市民阶层迅速成长壮大,其图书需求的变化带动了坊刻业的变迁.本文所指的明中后期主要是指成化至崇祯(1464-1664年)约200年间,在中国刻书史上,是坊刻业发生变化最为显著的时期.其中隆庆、万历年间变化更是显著,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明中后期坊刻业流变的分水岭.徽州坊刻大家吴勉学的刻书活动就是在此时期,其刻书特色充分体现了流变的趋势.     

民间坊刻与我国早期出版印刷业——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专论之三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佛教传播的需要,我们在专论之一已经述及。另一条始自民间坊刻,这是本篇论述的要点。在政府刻书、私人刻书和书坊刻书三大系统中,坊刻不仅兴起最早,分布最广,数量最多,而且影响最大。官刻和私刻就是在坊刻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     

宋代刻书产业对文书档案工作的影响

宋代刻书产业因雕版印刷术的进步而繁荣起来,官刻、坊刻、家刻三大刻书系统共同发展支撑起宋代庞大而勃兴的刻书产业,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公文汇编等文书档案。     

明代版刻管窥

明代历经270余年,工商业的进步超越过去任何一个朝代,其雕版印刷出版事业也同样如此,亦有改进和发展。从所刻书的数量和品种来看也远远超过宋、元,而宋元旧刻传至今日已日见稀少,且藏之几家大图书馆内,成为稀世之物。相比之下,明代刻本传世多,距今近,流播广,阅读、整理、研究古籍,明刻本愈显重要。明代刻书可分为官刻、家刻和坊刻。官府刻书     

我国古代书坊刻书史略

我国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自从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文字、发明了记载文字的纸和印刷术,就有了书籍市场贸易,距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我国古籍浩如烟海,就刻印者的系统区分,除了官刻书、家刻书之外,还有书坊刻书。书坊就是以刻书作为谋生的手段。书坊亦名书肆、书林、书堂、书棚等。我国早在汉代已有了     

评《建阳刻书史》

在中国出版史上,闽北建阳作为古代刻书中心,向以刻书历史悠久、刻书机构众多、传世的刻本数量繁富而著称于世,建本古籍图书因之广泛地为学人所熟知。方彦寿先生以10年之功撰     

清代北方家族商业出版探究——以山东聊城叶氏家族为中心

清代北方商业出版开始兴起并达到繁盛,其中山东聊城叶氏家族祖孙三代积极参与坊刻举业书的编纂引人注目。叶氏一族从叶葆自行编刻,到其子叶锡麟、其孙叶祺昌与"聊城四大书庄"之一的书业德密切合作,祖孙三代的商业出版活动,贯穿清代乾隆至光绪,内容上集中于试帖诗、律赋作法的讲解,及墨卷选集,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服务,针对性极强。聊城叶氏一族成为北方坊刻业中家族参与商业出版的重要典型,充分体现了清代山东坊刻业的繁荣与兴盛。聊城叶氏的商业出版活动,对深入了解和研究清代北方坊刻业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古代书坊对图书编排技术发展的贡献

雕版印刷技术的产生不迟于初中唐之际,从肇始民间,习用于文人阶层到被统治阶级认可和采用,历经二三百年历史。五代初步确立了中国古代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出版体系,此三足鼎立的出版业格局至宋而完善,并贯穿于元、明、清各代。       

论学术共同体对清代家刻产业发展的促进与限制北大核心CSSCI

家刻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出版形式之一,曾以底本好、校勘精、工艺专的优势与官刻、坊刻并称三大刻书系统。一方面,文人士子从事家刻能够满足其对书籍数量与质量的要求,由文人士子构成的学术共同体从能力、目标和需求等方面都与家刻相辅相成,从而促进了家刻在清代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学术共同体又具有地域、关注焦点的限制,它也同样将家刻发展的方向限定在了狭小的范围之内,阻碍了家刻作为一种"产业"的发展,因此也成为家刻向近代出版业转型的限制因素。     

总结近代出版史的一个方面——读邓文锋《晚清官书局述论稿》

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历史上内容丰富性质复杂的一个阶段,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中西冲突、新旧交融.具体到中国近代出版史,也是如此.进入近代后,中国传统的官刻、私刻、坊刻继续发展,而外国人经营的出版机构也开始进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