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无择言”之“择”释字辨

“口无择言”的“择”通常有两种理解：一是表“选择”义;二是认为“择”通“殬”,表败坏义。为准确解释“口无择言”一词,该文结合大量古典文献资料,从“择”字的义项、“择言”的含义、“口无择言”的使用语境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明确“口无择言”一词中的“择”应当理解为通假字,该成语应译为“不说败坏人的话”。在释义的基础上,该文结合古今语料,对比“口无择言”和“口不择言”两词的使用语境及区别,了解两词常因为表层结构相似而误用、混用的现状,深入分析两词误用的现实原因,为准确理解和解释古汉语材料提供建议和参考。     

忻城方言“先”字的语义功能及其演变路径

本文主要讨论忻城方言“先”的语义功能及其演变路径。首先,对“先”的语义功能进行梳理和分类,认为“先”在忻城方言中的功能主要为方位词、形容词、副词(先0和先1)和语气词,其中语气词又有四个义项,分别为暂且义(先2)、到底义(先3)、马上义(先4)和告知义(先5)。其次,讨论语气词各义项的成因,我们认为“先2”和“先3”由“先1”通过行域向言域的跨域投射引申而成;“先4”和“先5”分别由“先1”和“先2”在语用中的虚化和意义剥离逐渐形成。最后,分析“先”的语义演变路径:方位词通过跨域投射引申为形容词和副词,副词再进一步引申为语气词。     

也论道安“本无”说的实质

道安“本无”说的具体涵义一直是学术界一个争论比较大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相关材料的勾陈 ,对道安“本无”说内容的辨析 ,否定了认为道安的“本无”说是最接近于鸠摩罗什、僧肇所阐发的般若学“空”义的观点 ,认为道安所理解的“空”从总体而言仍然与魏晋玄学“以无为本”思想的思路是一致的。道安在“本无”说中所表现出的特点表明他在佛教般若学与魏晋玄学的交融过程中是一个过渡性的 ,同时又是十分重要的佛教思想家。     

释“潮(嘲)”

清代文言作品《蒲松龄集·聊斋俚曲集》当中多次以"潮(嘲)"作形容词,表示"呆、傻"之义,与现代汉语中"潮"作为形容词的常用义存在较大差异。而诸多辞书中却并未收录这一义项,未从历史角度予以全面解说,难免会让人在阅读古文的过程中产生理解不畅或误读的现象。因此,我们认为,对这一古今异义词加以分析,追根溯源,考察其历史演变路径是十分有必要的。     

“豆”字释义演变探析

"豆"字词义古今差别很大。现代汉语中"豆"主要指豆类植物的总称,但在古代汉语中,据考证,"豆"的造字本义是祭祀时装食物的一种礼器。本文从分析字形入手,一方面据"豆"的甲骨文、金文字形考释本义,另一方面寻找传世文献中"豆"的相关记载,对"豆"的词义用法进行梳理归纳;同时,采用训诂学研究方法,揭示"豆"的引申义与本义、古今义之间的联系,总结"豆"的词义演变历程。     

加强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正确处理“义”“利”关系

如何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做好事业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文章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要获得最佳效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认识“义”和“利”的辩证关系。     

汉语言文化国际推广视野下汉英泛义动词的语义实现比较研究——以“弄”和“make”为例

泛义动词由于语义宽泛而不确定,成为汉语言文化国际推广的一个难点。该文以“弄”和“make”为例,对汉英泛义动词的语义实现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汉语“弄”和英语“make”在动宾结构、动补结构的语义实现存在相似之处,且都有虚化义。但是两者也有明显的区别：首先,前置词和后置词对汉语“弄”和英语“make”的语义受制存在差异;其次,语态的变化对汉语“弄”和英语“make”的语义实现影响不同;最后,在动补结构中,汉语“弄”的语义受前置词制约,英语“make”的语义不受制约。在此基础上,该文提出泛义动词的对外汉语教学策略。     

韩中多义词“■/花”的隐喻义对比分析

该文试图运用认知语言学隐喻理论,将韩中多义词“■/花”词典义项中由基本义派生的隐喻义结合语料进行对比,发现韩中两国人民在对“花”的认知方式上既有相同点,又因语言环境、社会历史的影响而产生不同。通过了解多义词词义的派生情况,以期为两国语言学习者在词汇的把握及使用上提供帮助。     

管窥金融之“道”

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道”为前提。我在长期金融实践中的一点体会,不妨可作为个人对“金融之道”的某种理解。     

管窥金融之“道”

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道”为前提。我在长期金融实践中的一点体会,不妨可作为个人对“金融之道”的某种理解。     

国际中文教育中“方便”的词义探析及偏误分析

“方便”在现代汉语中属于常用词,但该词的本义却不是常用的词义。由于历史文化的不断演变,“方便”产生了多种词义。根据《对外汉语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方便”一词属于初级词汇,但结合国际中文教育课堂教学,发现外国留学生对于该词的理解比较模糊,混淆该词的意义及用法。一般意义中的“方便”对于外国留学生能够理解,但在具体的一些语境中,则会产生新的含义。该文首先提出“方便”一词的多种含义,介绍“方便”的来源与本义、“方”和“便”的词义探析、“方便”的词义演变,“方便”的英文释义、留学生习得“方便”一词在语义和语法两个平面上的偏误分析及通过“方便”一词看出的国际中文教育词汇义项教学中的问题及启示。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关于人体词汇“眼”的中日惯用语对比研究

认知语言学为研究关于人体词汇“眼”的中日惯用语的异同提供了新方法。通过“借喻”“隐喻与提喻的融合”两种认知过程,制作出汉语与日语的人体词汇“眼”的基本义和派生义的认知框架。基于“眼”的认知框架,对汉语与日语中关于人体词汇“眼”的惯用语进行分类,阐述惯用语的形成机制。在此基础上,按构成要素的意义对惯用语整体意义的贡献程度,将惯用语分为“融合型惯用语”和“组合型惯用语”,并结合中日社会文化背景与日常生活经验,对其异同进行分析,帮助学习者更深入地理解和更好地掌握关于人体词汇“眼”的中日惯用语。     

“新新媒体”与“新新儒学”的未来——对话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成中英

本文围绕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数字化生存与新新儒学的未来、儒家思想与互联网全球治理三个方面,对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夏威夷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成中英进行了学术访谈。成中英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都要善于回答现实问题,二者倘能相互引申,必能激发出蓬勃的民主生命力、社会凝聚力和创新精神;互联网应该是“互信网”;互联网的“善治”模式,就是大同、协和的治理模式。要把儒家的框架运用于互联网管理,需要明确互联网治理的目标、计划、决策、领导、推动者、生产者、受众等的角色。儒家学说中的“修齐治平”,蕴含着个人、社群和国家几个不同的层次;网络管理也要“尊五美、屏四恶”,做到仁、义、礼、智、信、诚。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中“灌输”的几点思考

目前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不要坚持“灌输”有很多争议。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明晰什么是“灌输”、是否要坚持“灌输”以及怎么样进行“灌输”的问题。笔者认为,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而非具体的方法,必须在政治工作实践中坚持。在现阶段进行灌输教育,必须做到与时俱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人是什么”的解答：乔姆斯基语言学研究论析

“人是什么”是哲学的一个永恒主题。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认为,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探讨“柏拉图之谜”来进行解答。受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乔姆斯基建构了转换生成语言学理论。该理论认为,作为一种先天禀赋,人性是客观存在的;它蕴含着天赋知识或本能知识,能够转化为后天的语言运用与语言行为。乔姆斯基考察了语言中的人性问题,分析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语言的“生成”与人性“创造力”的契合关系中,深入探讨了“柏拉图之谜”这一语言学问题,对哲学难题“人是什么”作出了独特的语言学解答。     

汉语动词“打”的哈译分析

现代汉语“打”是有多个读音、多种词性的词。它表义复杂,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颇高。动词“打”最初也是个单义词,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又衍生出许多派生义。因此,其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不免出现许多问题。该文主要是对现代汉语动词“打”的哈萨克语翻译分析,介绍了汉语动词“打”的各个义项,将对汉语中含动词“打”的各个义项词语与所对应的哈萨克语翻译进行对比分析,力图寻求其特点,为今后哈汉学习者在动词“打”的翻译上提供参考和帮助。     

论墨子思想中“兼相爱”与“交相利”的关系

作为先秦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墨子,“兼相爱”是他思想中最为关键的核心,这一核心又离不开他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交相利”。在墨子思想里这两者可以说是以“兼相爱”为本质起点,以“交相利”为表现,它们借助“义”融合在了一起,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并以博爱的功利原则展现出来。对这两者关系的探讨将有助于多角度、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墨子思想,从而更为清楚地看到当时的社会状况,使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加具体地呈现出来。     

《周易》管理思想试探

本文认为 ,易道具有超越性与操作性的统一 ,集中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管理理念。文章着重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周易管理思想的特点。一是 ,在肯定“利”作为社会组织形成与发展基本动力的前提下 ,揭示出“利”背后的“义”的作用 ,透视了管理者之“利”与管理之“义”的统一关系。二是 ,区别于以效率为最高追求目标的近现代西方科学管理 ,将“和”确定为评价管理成效的根本标准。三是 ,区别于老子尚阴无为的政治哲学 ,《周易》体现出典型的有为主义的治世理念。     

国际“Z世代”群体中国观的塑造与传播

推动国际“Z世代”群体形成客观理性的中国观,尤其是正确看待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我国国际传播中的关键议题。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旨在深入洞察国际“Z世代”群体的特征变迁,了解他们对中国及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知。通过对国际网络媒体平台上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国际“Z世代”群体的观点和看法。为此,我们提出了构建世界性战略传播格局的中国观传播创新策略。     

华严“十玄门”的哲学意义

佛教是一种宗教,同时也是一种哲学;中国佛教如华严宗、禅宗是一种宗教,同时也是一种极高的哲学。中国佛教的华严宗讨论了许多哲学问题,我认为这些哲学问题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如大家经常讲到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对宋明理学的影响;而且它所讨论的某些哲学问题,如果我们顺着它的思路深入地发挖下去,仍然会丰富和发展我们今日的哲学研究。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全面解剖华严宗所包含的全部哲学问题的意义,但可以讨论若干有典型意义的华严思想。我认为,华严的“十玄门”最有哲学意义,当然这并不排斥其他思想如华严的“判教”理论,“四法界”和“六相圆融”等等的哲学意义 (一) 为了说明“十玄门”的特殊意义,我想先来简单地讨论华严“判教”理论。虽然“判教”理论不始于华严,早于华严的天台已有“判教”理论;而且也不始于中国,印度佛教已有大小乘之分,《解深密经》立“三时义”,以小乘、般若、唯识为佛教之三阶段等等,但我们如果从一个系统论的观点看,华严的“判教”或更为严整,它表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所谓“判教”,是佛教各宗派为调和佛教内部不同的说法,树立本派的正统地位和权威,对先后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