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规模、代数构成及空间分布

科举家族通常是指在以首位考取举人功名者为起点的直系五代亲属及其同父兄弟中,至少出现举人、进士各一名或三名举人的家族。明代福建符合以上条件的家族673个,共拥有进士960名、举人1091名,分别约占明代福建进士、举人总数的41.6%、18.4%。其中,具有两代科举功名的家族占到总数的56.7%,足见科举家族的赓续并非易事,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明代福建科举保持了很高的社会流动率。此外,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空间分布虽很广泛,但又相当不平衡,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这与其所具有的科举实力大致相当,不过也有个别科举家族的规模、具有科举功名的代数远超其所处地区科举发展的整体水平。     

二十世纪以来明代科举研究述评

自上世纪初,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明代科举研究获得了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研究趋势的国际化、研究视野与方法的全而化及多样化,以及研究成果的不断细化和深化等方面;尤其是在科举人才的地域分布及社会流动、科举与社会、科举考试与八股文、考试规模与录取率、科举社会群体、进士观政与庶吉士制度、科举特点及其评价、科举文献等诸多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视野宽阔、立论扎实而富有创见的成果;科举文献的整理与出版也取得喜人的成绩。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有些研究领域仍为空白或处于薄弱状态,甚至在不少似乎已有深入研究的领域还存在着基本史实不明乃至讹误流传的情况。因此,明代科举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既需要不断扩大研究的广度和进行认识创新,同时又需要切实加强对基本史实的研究。     

刘师培的春秋左传学研究与家学传统

刘师培继承承家学,治《春秋左氏传》,颇有家法。但刘师培没有续成家族《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的编纂工作,而董理汉儒旧注而成的《春秋古经旧注疏证》,偏离了家学传统;刘师培在家学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左传学礼、事、义三大课题,分别是对家学的传承、拓新与偏离;刘师培对《左传》义例的研究,尤其偏离了家学中不杂今文学说的根本宗旨。刘师培对家学传统的承继与偏离,反映了晚清古文经学对乾嘉传统古文经学的深化与变革。     

科举学建构的哲学基础及其内涵

平民教育与私人兴学,其倡议始于孔子,他树立了"布衣可以为卿相"的典范,自古中国重视士人的人文教育,注重其素质、品格、操守、信念与理想的培育。平民教育之发达,主要是藉由考试制度的建立,最早始于隋朝的"科举",考选秀才与进士为官之制,直接催生了不论门第阶级,以考试产生了"士大夫"阶层社会。"科举"即是一种考试选才的制度,考试前需要接受教育,选才使穷苦的平民可以翻身,若想打破分封、世袭的传统阶级社会,其唯一的途径即是参加考试,所以"科举制"也是一种"考试制度","科举学"也是一种"考试学",而科举考试最主要的目的是"选才",其本质即是"教育",教育不仅是实践人生理想的目的,也是一种实践理想的工具或手段。考试与教育促生了选才的功能,同时实现并保障了"科举"的价值与理想。于此,研究"科举学"成为很有意义的一门学术。     

新形势下如何发挥博物馆在社会教育中的作用

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以江南贡院遗址为基础,打造一所专业收集、保护、收藏科举档案、文物、标本的研究机构及致力于发掘、继承科举传统的重要基地。科举博物馆通过举办多种陈列展览,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大社会宣传力度,提升教育服务质量,加强素质教育力度,可以更好地发挥社会教育服务功能。     

进化论与西学东渐——百年文学思潮研究之一

一 进化论在本土的萌芽与外采传播 进化论是戊戌变法至五四前后影响最为广泛的一种思想潮流。但在严复译介赫胥黎的《天演论》之前,进化的观念在本土已经开始萌芽,只不过由于持有这一观念的思想家理论上的朦胧和论述的缺乏系统性,没有、也不可能造成理论的冲击力罢了。 中国近代哲学的先驱人物龚自珍在哲学思想上就具有了进化观的雏形,他变易的社会历史观已经很接近进化论了。他说“古人之世,倏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为后之世;旋轻簸荡而不已。”这是对历史演化之快的悠长喟叹。“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便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这是对《周易》“穷则变,变则通”的进一步阐释,虽然带有实用性很强的经世致用之风,为他的变法革新提供理论依据,但它毕竟体现了早期历史变易的进化观。     

颜元教育实践之漳南书院改革

颜元是清初"颜李学派"的创始人,主张"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并将实学理念灌输其中。在主持漳南书院期间,颜元敢于突破传统的教育模式,并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其主张带有浓厚的经世致用的实学色彩。本文主要从改革办学宗旨、设计课程内容、革新教学方法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颜元对漳南书院的教育实践改革。     

一部科举社会史的最新力作——王日根著《中国科举考试与社会影响》评介

科举制度自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诞生之后,与中国传统社会相生共存了1300年之久。其影响所及,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教育、社会风尚乃至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形成了深远且巨大的影响,造就了一个科举社会。甚至在科     

浅谈《杂抄》书目对当时科举考试的迎合

敦煌写本《杂抄》内有"论经史何人修撰制注"一条,这部分内容包含二十余种书籍,在形式上看其应为一个简单的阅读书目。而通过《杂抄》自身的性质以及书目所录书与书之间的联系,加上当时科举应试风气的影响,推测其为当时具有推荐性的学习书目。联系科举考试制度及内容,探索书目编纂人的编目意图,可以看出其所列书目内容对当时科举考试的迎合。本文以其对科举考试的迎合作为连接点,将书目内容与科举应试学习联系,以此窥探科举士子们当时科举应试学习的情况。     

法家学术的地位和研究路径

<正>我今天想讲四个问题：一、法家学术在战国社会变革中的三个贡献;二、法家学术给后世留下的良性遗产和劣性遗产;三、为什么历代思想界都贬抑法家;四、研究法家学术的三个路径。一法家学术在战国的社会变革中的三个贡献法家产生于“礼崩乐坏”的战国乱世,他们继承以往治国理政的思想、方法,针对当时混乱无序的社会现实,提出强化君权、厉行法治、富国强兵的策略方针。     

宋代史书科举史料的缺陷及文言小说的补史价值

宋代各类史书对科举制度的记载具有形式简略、笔法抽象和缺乏个案记载的特点,而文言小说的作者经历、创作目的、写作风格,都决定宋代文言小说涉及的科举史料,具有较高的补史价值。本文主要从官私史书记载科举制度的特点、是史书所载科举史料的缺陷、三是宋代科举题材文言小说的史学价值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分析宋代科举题材文言小说的补史价值。     

科举资格限制下的中举之人

科举虽然规定了士子投牒自进,自由报考,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可以报名参加考试。不过,即使是有规定限制,在具体操作中还是存在一些本来不符合报考条件的士子也破格加入到了科考的行列。这种制度与现实的错位使得科举在无形中增加了许多平等色彩,从而也彰显了古代推崇才学的观念。     

“博饼”风俗的起源

以科举名称命名等级不同的月饼,用掷骰博取四红决定胜负赢得月饼,这是厦门周边地区所特有的一种中秋节日民俗——“博饼”。“博饼”最早见于康熙《台湾府志》,它是清代台湾“班兵”制度的产物。大量不带眷属、三年一换的将士轮流到台澎金厦地区戍守海疆。每逢中秋。这些主要来自北方和江南各地的将士们格外思乡。他们把平日打发无聊时光的赌博游戏与难得见到的家乡月饼嫁接到一起,又吸收了科举文化的因素,创造了最初的“博饼”。     

一部重要的明代科举文献——《类姓登科考》

《类姓登科考》,清初盛子邺编辑,是一部重要的明代科举文献。它不仅简要、系统地记载了明代两万四千多名进士的姓名、户籍和科甲状况;而且对出自同一家族的进士皆详注其亲属关系,对官至高级和重要职位的进士还详载其字、谥、官号。为今人研究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尤其是社会流动状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清代科举世家与地方教育--以北方地区为例

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发展 ,明清时期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科举世家。文中利用近年出版的新史料 ,以一向研究薄弱的清代北方地区为例 ,通过大量事实说明 ,形成科举世家的根本原因在于重视教育。以读书为“世业”的科举世家 ,不仅本家族在科举中人才辈出 ,而且成为地方教育中重要的师资来源。他们充分运用家族社会声誉、行政权力和人才优势 ,积极参与地方教育 ,填补了清代地方学校的匮乏也满足广大民众的教育需要。     

西学影响下中国传统史学的变迁论析

民国时期,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社会与传统学术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面对时局,中国历史学人秉持经世致用与变革图强之精神,主动求变,创造性地吸收、转化西方理论方法,最终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等丰硕成果,确立了现代史学范式,完成了由中国传统史学到中国现代科学史学的伟大转型。该文旨在通过分析民国时期不同阶段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探索其对于中国史学的深远意义。     

南宋太学“乾淳体”新探

与绍兴科场弥漫谄谀之风和理宗之后专擅性理之学不同,孝宗乾道、淳熙年间随着政治环境、社会思潮的变化,科举论策表现出淳厚、雅正的文风。周密《癸辛杂识》和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载乾淳体就是对这一时期科场时文风尚的综合性表述,其内涵包括道学家和浙东事功学派的创作。两者都是对绍兴科场谄谀之风的反拨,只是侧重不同。道学家文重义理、轻文法,同时又试图援义理入科举程文;永嘉学者重事功、求实效,所作时文斟酌篇章,讲求修辞,形成独具特点的永嘉体。     

科举存废的理性思考

长久以来,我们对科举制的评价以负面居多,似乎一提到科举就与封建糟粕相联系,这种错误的经验判断是建立在没有经过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只有深入研究科举,才能还原科举的本来面目,只有理性地思考科举,才能发现它一直以来就存有的正面形象。     

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纪实传统的现代转型——以主体精神与价值功能为考察重点

梁启超不但完成了中国文学纪实传统的现代转型,而且对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纪实文学创作,一方面将爱国主义、经世致用等传统过渡到现代并将其发扬光大,并更加重视政治功利性;另一方面,围绕"人"的现代化,他又将传统的以"资治"、教化为主转为以宣传、启蒙为主。其创作不但能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与认识"文学与政治"、"作家与时代"等问题,尤其是在"主体虔敬"与"守真求实"等纪实文学本体论建构方面给我们以深刻启示。总之,梁启超以爱国、"新民"与思想启蒙为内涵的主体精神,和以责任担当、经世致用与历史使命感为核心的价值取向等,至今仍是我们要继承的宝贵遗产和必须发扬的优良传统。     

新时代王阳明经世致用思想及其价值

王阳明创立的心学体系作为明代儒学的发展高峰,其“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主要观点中饱含着经世致用思想。这种经世致用思想风格不仅体现在王阳明的学术体系中,还充分彰显在其创立者王阳明个人的生平实践活动中。王阳明的经世致用思想对当今社会仍有着积极价值。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其进行创新性的解读,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使其对我们形成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立定远大志向、创新精神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