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教”思想的发展历程

朱熹的“《诗》教”思想,经历了从广泛学习前人成说,到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并不断加以琢磨、深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将朱熹“《诗》教”思想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博采众说、删繁从简、以诗说《诗》、不断深化这样四个阶段,从而从一个学者、教育家的成长历程的角度,来把握朱熹“《诗》教”思想的基本特征。     

朱熹在“《诗》教”思想上对欧阳修的借鉴

欧阳修与朱熹分别是北宋与南宋最具有代表性的“《诗》教”名家,他们之间存在着思想上的传承关系。朱熹继承了欧阳修对待“汉学”的科学态度,将欧阳修“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的“《诗》教”原则体系化,对欧阳修《诗本义》的成果多有借鉴,从而实现了《诗经》研究与《诗经》教化上的“集大成”。     

欧阳修对朱熹“《诗》教”思想的影响

欧阳修与朱熹分别是北宋与南宋最具有代表性的“《诗》教”名家,他们之间存在着思想上的传承关系。朱熹继承了欧阳修对待“汉学”的态度,将欧阳修“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的“《诗》教”原则体系化,对欧阳修《诗本义》的成果多有借鉴,从而实现了《诗经》研究与《诗经》教化上的“集大成”。     

朱熹教化体系及其对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启示

朱熹以传统儒学“学以成人”为教化目标构建了“小学-大学”的教化体系。小学之教立足“事”,重在“涵养”人的良善本性,是“学以成人”的逻辑前提;大学之教立足“理”,重在穷究事物之道理,是“学以成人”的现实保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可遵循朱熹“事-理”的逻辑结构,统筹教育内容由“事”到“理”的阶梯性与系统性,坚持教育目标“涵养”“穷理”的阶段性与立德树人的一致性,推进教材体系的层次性与整体性,用朱熹教化体系的智慧增强思政课育人合力。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寓教于注方法的运用及其意义

本论述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寓教于注法的具体运用及其意义；寓教于注法就是注把自己的道德观念和教育思想寄存在经典本的注释中，“教”的内容是通过“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教”是“注”的一部分。     

物理教学应重视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宋代教育家朱熹说过:“读书无疑者需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而教学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朱熹与闽南多元宗教

闽南素称“佛国”,为多元宗教聚集之地。朱熹初仕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晚年出知漳州,与闽南多元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仕泉之前,朱熹所学杂驳,既受孔孟学说和二程理学的熏陶,又曾问禅学佛,访道焚修。同安任初,朱熹也曾沉浸于佛道。然而,通过从同安一县及泉州一郡透视整个南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实,使其接受李侗之教而“逃禅归儒”。泉州之“胡贾建层楼”（伊斯兰教寺）事件为朱熹应对禅佛教、摩尼教的挑战提供了借鉴。朱熹对于摩尼教（明教）,仕泉偶涉,知漳则禁。总之,朱熹之于闽南多元宗教,兼融而不宽容。     

朱熹的德育观浅析

南宋著名教育家朱熹,一生热爱教育,他的教育思想影响着宋以后的中国教育。朱熹始终要求学校把德育放在首位。他说：“学校之正、不患法制之不胜,而患理义不足悦其心。”他认为教育学生自幼必须从日常生活、从礼乐射御书数开始,以修养其孝悌忠信之道,然后再教以格物、致知和诚意。所谓教学生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     

略论朱熹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朱熹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其“明人伦”、“教有成法”、居敬持志等教育思想时我们今天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古诗教学刍议

“不学诗,无以言”、“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这是孔子和朱熹重视学诗的名言。我国是诗的国度,其教学历来受到重视,本文就谈谈如何做好古诗的教学。     

放胆 到点 出新——霍懋征引导质疑的教学艺术

宋代教育家朱熹说过:“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著名特级教师霍懋征在小语教学中不仅善于教学生“有疑”,而且善于教学生“无疑”,还善于教学生疑中出新,从而达到“长进”的目的。她是怎样艺术处理质疑这一教学环节的呢?     

论朱熹对教育两阶段的划分

朱熹将教育划分为两个阶段,八岁至十五岁为小学,十五岁以上为大学;小学阶段教"事",大学阶段教"理"。这样划分,既是师法前人,也是认识到了儿童与成人有"记性"与"悟性"的差异。朱熹的学规与教材受到他对教育两阶段划分的影响,《童蒙须知》和《小学》也是朱熹教育理论体系下不可或缺的内容。朱熹对教育两阶段的划分有抗衡宋代科举导致教育功利化的意图,但这种理论具有明显的理想性,在现实中难以得到实现。     

教学生学会提问

心理学研究表明,思维是从问题开始的。由此看来,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学生没有问题。“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朱熹）,教师的首要任务是教学生质疑。     

“讲学稿”教学法的意义

朱熹曾说：“学因教而日进，教因学而得益。”指出教学是同一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同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教学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互动。     

朱熹与书院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之后最杰出的儒学大师。据说还在朱熹四岁时，父亲教他学说话，指着头上的天空说：“这叫天。”小朱熹接着问了～句：“天之上是何物事？”让其父大为惊奇。这种对自然界的好奇和疑问持续了他的一生。     

爱“钻牛角尖”的李渔

李渔从小聪明好学,喜欢“钻牛角尖”。有一次,私塾先生教学生读《孟子》,在解释“虽褐宽博”一词时说:“宋朝朱熹讲,褐,即贫贱人所穿之衣;宽博,即肥长。”别的孩子听了,都咿咿呀呀地跟着念起来,唯有李渔紧锁眉头,一声不吭。他觉得朱熹的注解不符合实际:贫贱人的衣服应短瘦一些,省些布料才是,为何又肥又大呢?     

读书·致精·持志——朱熹教育理念与高校学风建设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遵从孟子的“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倾毕生心力从事教育事业，提出了读书穷理、循序致精、居敬持志等教育理念与治学之道。重温朱熹的教育理念，以古鉴今，对清除教育腐败现象，克服急功近利的虚浮心理，构建高校清明和谐的治学风气，有着现实指导意义。     

黟县碧阳书院

徽州自宋代以来,“崇文重教”,“俗益向文雅”,在朱熹理学的熏陶下,徽州民间对教育十分重视,民谚云：“养儿不读书,等于养头猪”;“富而教不可缓也”;“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在古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即便在偏僻山村,“莫不有师、有学、有书史之藏”。明清以来,除官办的州府县学之外,     

黟县碧阳书院

徽州自宋代以来,“崇文重教”,“俗益向文雅”,在朱熹理学的熏陶下,徽州民间对教育十分重视,民谚云：“养儿不读书,等于养头猪”;“富而教不可缓也”;“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在古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即便在偏僻山村,“莫不有师、有学、有书史之藏”。明清以来,除官办的州府县学之外,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