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历史命运,大概也同他本人的惨痛经历一样,是相当坎坷不平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那些正统文人由于从体现这一理论精神的《史记》中闻到了一股离经叛道的浓烈气味而交相指责,有的斥之为“是非颇谬于圣人。”有的把书中的篇章指为“妄人”所录,有的则肆意谩骂:“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为谤书流于后世”;只有极少数有识之士才作了一点持平之论,其中的佼佼者更进而继承和发扬司马迁“发愤著书”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浅析

《史记》是史学、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其中也反映了司马迁的文学观。本文谨以《太史公自序》一文为主要依据,参考《报任安书》及《史记》中与文学有关的篇章,分析司马迁"发愤著述"说的产生原因、内在精神及价值,力图以此来解析司马迁文学观的内涵及影响。     

司马迁“发愤著书”辨

一发愤著书的由来包世臣曾在他的《艺舟双辑》中说: “(司马迁)实缘自被刑后所为不死者,以《史记》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为少卿死,而《史记》必不能为少卿废也。”这是包世臣对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如实理解,可以说是知音之言。的确,司马迁在被刑后而不死者,是“以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在清代的发展

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在清代的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１－ 鲜明的时代性。清初,许多作家借“发愤”说发民族之义愤;鸦片战争以后,发仇恨帝国主义、振兴中华民族之感情。２－ 范围的拓宽。不少作者从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把它应用于小说创作中。３－“发愤”之作冲破“中和”思想,表现出与世抗争的精神。清代发愤说,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试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对叛逆文学理论的影响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对汉以后的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大致可归纳为两种情况:一是正宗的儒学文学批评家,竭力把它引入讽谕文学理论的范畴;一是带有叛逆色彩的文学批评家,从激进的方面去发展它,强化它“谬于儒术”的异端性,使它成为叛逆文学理论的不祧之宗。关于这个学说对讽谕文学理论的影响,笔者已有专文论述①,     

司马迁之“发愤著书”考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联系历代贤圣之遭际与其作品产生的关系来印证,从而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发愤著书”说．以达到表现自己的志向和警戒社会、启发人心的作用。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心理美学内涵探析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在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文艺心理学命题。它蕴含着强烈的心理内驱力,是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动力;它隐含着内心巨大的自我表现欲,成为司马迁实现人生超越的心理基础;它饱含着深切的情感体验,透射出司马迁在《史记》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心理根源。     

试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对讽谕文学理论的影响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中,反复申明的“发愤著书”说,是他“成一家之言”的独创思想和理论,也是他撰写《史记》的创作实践的总结。这个学说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后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这个学说的渊源关系、形成的因素、条件,及其理论价值,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本文仅谈它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再论司马迁之“发愤著书”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前者见于《史记》;后者见于《汉书》,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教科书（必修）第六册有《报任安书》节选）中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的观点,其文云：盖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     

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立论依据的粗浅考察

<正>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见于他写给友人的回信即《报任安书》中,同时也出现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报任安书》是中国古代散文中的一篇经典之作,作者发语酸楚沉痛,将叙事与说理融为一体,语言上交错使用长短句,并以排比、对偶句穿插其间,使文章更富于感情色彩。其中表达“发愤著书”说的一段文字,历来为后人所称道,为下文论述方便,此处不妨照录如下：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再认识

“发愤著书”历来被视为司马迁创作思想的核心．且多据此认为史迁将自己的愤懑与不平发泄于《史记》之中。究其实．“发愤著书”乃是挫辱之下的发奋振作．是士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特殊方式。     

试论“发愤著书说”的创作动力意义

以“诗言志”为“开山的纲领”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虽然是从“文以载道”“感物缘情”两个不同的方面拓开了自己的道路,却又始终统一在“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里,具有共同的基调。这里面,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声音,它就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发愤著书说”,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创作现象首先被司马迁提出来,上承孔子“诗可以怨”,下接刘勰的“也积乱离,风衰俗怨”,又因韩愈的“不平则鸣”引起巨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直以来都是文人喜于探讨的话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进行试论：“发愤著书”说源干对黑暗政治、不幸命运的抗争;“发愤著书”说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发愤著书”的艺术手法：以小见大,以近见远,以古喻今;“发愤著书”体现了“中和之美”的审美标准。     

论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和创作实践,总结前人著书立说的普遍现象,提出著名的发愤著书说.他认为作者郁结忧愤,有感而发,就能创作出批判黑暗现实、反映生活本质、充满真情实感的名篇佳作.发愤著书说在历史上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桓谭、王逸、韩愈、欧阳修、李贽和归庄等人都赞同和阐发这一理论,使之不断地得到充实、丰富和发展.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理论意义 论“愤”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

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把“愤”同文学创作联系起来的是屈原,他在《九章·惜诵》中明确地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而在中国文论史上第一个把“发愤著书”作为理论提出来的是司马迁。他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反复说: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追往串,思来者。”(《史记》卷一百三十)     

孔子“中和为美”的批评标准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孔子倡导"中和为美"的批评标准,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之说。二者有同有异,从孔子与司马迁对内容与形式的不同态度、怨刺与悲怨的不同表达以及两种批评标准中理性与浪漫的不同展现三个方面梳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论“发愤著书说”的历史演进

“发愤著书说”是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理论领域中一个重要而又绝少争议的理论命题。因其重要,历代论文谈艺者故多称举;又因其绝少争议,故无形中又使人们积淀了一种惰性心理,以恒定的目光去看待它。囿于“通”,忽视其“变”的一面     

对“发愤著书”说的再认识

关于文学创作的动力,我国古代的文论家有很多说法,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其中的代表学说之一,除此之外,还有"自娱"说、"娱己"说、"遣兴"说、"畅神"说等,后面的这些说法可以概括为"著文自娱"说,"著文自娱"说可以说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很好的补充.这两种学说在中国古代文论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维汉“发愤著书”说之比较

古代维吾尔族与汉族的“发愤书”说学思想，既有相同点又有相异点。相同点是：双方都注重通过书使自己声名不朽，并看重抒写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不同点是：维吾尔族注重书的社会历史作用，汉族关注主体感性生命的延续，而且强调在身体残废的情况下发愤书；维吾尔族则看重知识化的传播。     

司马迁“发愤著书”精神对汉魏六朝诗歌的影响

司马迁“发愤著书”精神可细分为“发愤”精神和“著书”精神两个向度。“发愤”精神是对屈赋“发愤以抒情”诗学传统的发扬,“著书”精神是对《左传》“三不朽”文化思想的承继。二者都对汉魏六朝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前者激发了讽世抒怀的幽愤之诗,后者推进了积极有为的言志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