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集唐诗

集唐诗是在唐诗巨大影响下形成的一种集句诗类别,产生于北宋,在南宋获得迅速发展,在金、元时期走向衰落,但最终在明、清二代走向了繁荣。集唐诗既在题材内容和近体诗形式上继承了唐诗的特点,又在咏梅题材、专题化和开创新形式等方面体现出对唐诗的发展。集唐诗的发展,是唐诗不朽的艺术魅力、诗歌追求“新变”的需要、历史上的“唐宋诗之争”以及历代诗人的连续创作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别眼看宋诗

宋诗是唐诗之后的又一高峰,根植于宋代社会的特定历史土壤。宋诗呈现出了与唐诗迥然不同的诗歌面貌。“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原则赋予诗歌理性化、自然平淡、意在言外的形象,显得尤为冷静和透脱。可以说,唐诗、宋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诗学体系,后世诗歌的发展都没有从根本上越出这两大诗歌艺术系统的范围。     

唐汝询《唐诗解》选诗及注、解唐诗的是非得失

明末瞽人唐汝询选解唐诗,勒为一书,是为《唐诗解》。其选诗受高棅《唐诗品汇》《唐诗正声》及李攀龙《唐诗选》的影响,表现出崇尚盛唐的取向。其注、解诗方法灵活多样,将自身的不幸遭遇与文人失意融合,颇具真知灼见,字里行间渗透出一种生命精神,但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疵病。     

考证与辨伪:论《唐诗百话》中的《唐诗解》

施蛰存对20世界的中国文学史来讲,可谓举足轻重,一本《唐诗百话》,更是他沉寂50年后,向文坛掷出的又一力作。基于对唐汝询《唐诗解》等其他诸多唐诗文选著作的把握,施蛰存可谓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生发出唐诗解读的新意来。施蛰存在《唐诗百话》中,对唐汝询《唐诗解》中的讹误多有考证与辨伪,不仅有助增进对原诗的理解,更是对《唐诗解》作了一次文献学方面的考辨。本文将对此进行分类解读,以期对其二者的研究都能有所补益。     

重读《静夜思》

李白的《静夜思》流传甚广,从唐诗的启蒙读物到不同的唐诗选本,都收录了此诗,它较好地表现了李白诗歌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一自然不饰而又韵味无穷的风格,是一种不需技巧的圆熟。正如胡应麟所评:“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但大多的选家及读者对该诗     

《入蜀记》称引唐诗考论

陆游在入蜀途中多有创作和评论,其《入蜀记》是他在乾道六年自山阴赴任夔州通判途中所写的日记体游记。《入蜀记》称引唐诗凡六十多处,分为即景忆诗、借诗抒情、文献考证和地理考辨四类,形式上以一联两句为主。《入蜀记》称引唐诗最多,这体现出宋人对唐诗的推崇;而其中又以李杜的诗句居多,这反映出陆游对李杜作品的喜爱,也透露出陆游的诗学观念。对唐诗的称引不仅增强了《入蜀记》的艺术表现力,也对陆游入蜀诗的创作和后世游记的写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格调论唐诗学的复兴

明代格调论力主师法盛唐诗的高格逸调，导致古典唐诗学在明代走向全面盛兴。正德时以“前七子”为代表，形成第一高潮，嘉靖初渐趋低落。“后七子”出，格调论唐诗学得以复兴，他们弘扬“前七子”唐诗观的基本层面，同时又发展了格调论唐诗观：对唐诗接受的方式方法进行了修正，对接受主体与接受对象的关系作了深层次的思考，对唐诗接受范型有了新的拓展。     

唐人七绝格律浅说

唐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之一,自唐代以来风靡海内外,特别是对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诸国的文化有较深刻的影响,直至当代的日本国不断兴起的“唐诗热”,就是历史上唐诗传播彼国的遗响。在唐诗的几种样式中又以七言绝句独占鳌头,历来被人们称为唐诗的精     

唐诗与中国文化精神

很多年前，华东师大的施蛰存老先生招考研究生时出了一道题目：“唐诗是什么？”这是一个大有意味的问题，唐诗只是风花雪月么？只是学遗产么？只是语言艺术么？当然是的，可是我们又总觉得不够。原来，唐诗与中国化内心深处的梦境一脉相通。     

于鹄《寓意》诗考异——兼论唐诗校注中的两种倾向

于鹄的《寓意》,又作《襄阳看花时因小蛮作》,短短一首连诗题在内才30字的七绝,异文竟多达33字。"述而不作"和"各宜从长"是唐诗校注中的两种倾向,"各宜从长"是一种积极的阅读取向,更是对整理研究唐诗成果的评价标准之一。     

站在唐诗的长城上

唐诗是一座丰碑,一座令人神往的丰碑,使人想入非非。千年以来,多少人魂牵梦萦,踏入了唐诗一次又一次的旅程。     

论唐诗创作中的星辰意象

星辰意象是唐诗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意象,它的存在丰富了唐诗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视角,对唐诗创作的审美塑造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古人既观星、占星又赋于星宿以特殊象征意义等。诗人将星意象引入诗歌创作这一现象及相关的内容,可以按照政治思想与态度,仕途失意与命运嗟叹,爱情、友情、亲情及授时、分野的角度分为四类。唐诗创作中星辰意象的引入对诗歌审美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释唐代“芝田”

有人根据新旧《唐书》中著录的《种芝经》和唐诗中的"芝田",认为唐代已有灵芝栽培技术。《种芝经》内容虽已不存,但从性质和年代相近的文献《种芝草法》和《太上灵宝芝草品》来看,文中不认为《种芝经》可以被视作唐代的灵芝栽培专著。而唐诗中的"芝田"一词实际上典出曹植的《洛神赋》,本义为仙人种芝草处,在唐诗中有时指虚渺的仙人种灵芝之田,有时指现实生活中的农家良田,但并无人工栽培灵芝之田的意思。加之唐代发展出的三种栽培大型真菌的技术均与灵芝无关,因此实际上唐代并未发展出人工栽培灵芝的技术。     

中国古典词英译中美感的缺失——以李清照《声声慢》的几个英译版本为例

中国古典词是继唐诗后出现的一种独特的诗体形式,但在一定程度上又与唐诗有着区别。在古典词的英译中,由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使之在英译中造成了词本身所具有的简约美、深遂美、灵动美的缺失。     

“唐人选唐诗”忽略陈子昂诗原因探析

陈子昂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变革绮靡的宫廷诗风,为唐代诗歌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然而,纵观今存十余种"唐人选唐诗",仅《搜玉小集》选其诗一首,其他唐诗选本均未提及陈子昂。我们通过分析各种"唐人选唐诗"的选本发现,选者编选诗歌的范围、理论依据及诗歌传播上的限制等是陈子昂诗被忽略的重要原因。     

洛夫《唐诗解构》的继承与新变

作为一位当代诗人,洛夫的诗歌充满中国古典唐诗传统的痕迹;作为一位海外华语诗人,洛夫的诗歌又受到西方解构思潮的影响。洛夫在《唐诗解构》中试图以现代自由诗体、全新的节奏与意象“解构”唐诗,堪称是其晚年“拥抱古典”的一次伟大尝试。在继承了唐诗基本主题、客观意象的基础上,洛夫在解构新作中融入超现实主义、现代人独特的情感体验,赋予唐诗新的时代精神。     

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的写作时间及主旨新探

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的写作时间,几部新编唐诗选本有不同意见。《新编唐诗三百首》注为“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时张九龄正居相位。”;《唐诗鉴赏辞典》以为“开元二十一年”;霍松林先生主编的《唐诗探胜》一书所选的一篇文章中又说     

后七子和明末文人的唐诗观——明代唐诗批评史研究之二

明代嘉靖、隆庆年间,谢榛、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结社,文坛上再次出现了一个复古高潮,同时,尊崇盛唐诗歌也又一次掀起了热浪。后七子的唐诗观并不完全一致,论诗主张也大有径庭。但总体上仍然可以看出两条清晰的发展线索:一条是承前七子旧说严格遵循传统格调派唐诗观的途径;另一条是对传统格调派唐诗观的修正和改良。因此,从唐诗批评史上看,后七子的唐诗观仍应算作明代格调派唐诗观发展时期的后一阶段。这一阶段孕育着格调派唐诗观的蜕变。(参阅拙作《明代格调派唐诗观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地域、民族和唐诗刚健的特质

在中国历代诗歌中,突出地具有刚健气质,且能不断振作将其维系较久的,无疑应数唐诗。不少诗篇,或雄放,或沉着;或磅礴宏肆,或遒劲壮实;或飘逸中挟带鹏飞千里的气势和力度,或以情韵风神取胜而又自具劲气贞骨。可谓姿态万千而皆内秉刚健之质。其所以能够如此,常常被从当时政治经济背景上,找出种种原因加以解释。但一代诗歌风貌的形成,根源是复杂的,既有当代生活的影响,又有历史的积淀;既受文学本身发展规律支配,又受从事创作的主体(人)诸方面素质的制约;既表现出时间性,又表现出空间性。它是多元的复合。对于这种多元,我们还处在排比材料,逐一认识过程中。本文拟就地域和民族两方面的因素,探讨它对形成唐诗刚健特质所产生的影响,以求在唐诗研究中引进一种或许不应完全忽视的思考角度。如果其中提到的某些现象,值得放到更广阔的中国诗歌发展背景上去认识,则更是笔者所期待于学术界的进一步的宏观考察。     

明人选唐三部曲——从《唐诗品汇》、《唐诗选》、《唐诗归》看明人的崇唐文化心态

高棅的《唐诗品汇》、李攀龙的《唐诗选》以及钟惺、谭元春的《唐诗归》,是为数众多的明代唐诗总集中很有影响的三种。清人提及明人选唐,往往以此三者并举。明清两代的许多唐诗选家都或多或少地接受并采纳了他们评价唐诗的标准和方法,甚至在今天的唐诗研究中仍育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将这三部书放在一起研读,则另有一番情趣。因为《唐诗品汇》、《唐诗选》和《唐诗归》分别代表着明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唐诗观,恰好按历史顺序展示出明代店诗观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揭示出明人崇尚唐诗的文化心态,以及形成这种心态的文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