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吐蕃及南诏在西南地区的角逐

七世纪初,松赞干布建立了吐蕃奴隶制政权,随后便向周围地区扩张势力。吐蕃势力进入云南洱海地区,威胁着唐朝的西南边疆。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洱河地区,成为唐朝遏制吐蕃势力的西南屏障。南诏的扩张与唐朝的利益发生冲突,导致战争爆发,南诏遂弃唐而投蕃。吐蕃对南诏实行的民族剥削和压迫政策,使南诏再次归附唐朝。唐朝与南诏结盟,共同抗击吐蕃。这一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唐朝、吐蕃及南诏之间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     

从《南诏德化碑》看唐与南诏的关系

《南诏德化碑》是著名的唐代古碑,碑文详载了南诏初期的历史、天宝年间的两次战争,及南诏与唐、吐蕃的关系,许多史实为诸多唐史典籍所失载。以碑文所记为纲,参照其它史书加以研究,可以认为:唐与南诏的关系带有功利色彩,虽然曾爆发战争,但合作是主流。     

唐朝与南诏对峙时期的昭通政区

自"安史之乱"起,唐朝国力日渐衰微,加之吐蕃和南诏的外力冲击,天宝以后,唐朝在西南边疆所设之羁縻府州经历了存废离合之巨变。此前一度有所起色的南中郡县由此陷入了停顿与混乱。随着大唐帝国的崩溃及五代十国的分裂,昭通郡县制的进程再次终结。此后宋、元、明、清近八百年间,地方行政受制于土长豪酋独霸一方,据地自雄的掣肘,再也未能恢复中原经制州县的体制,转而以羁縻或土司统治为主,直到清朝雍正九年改土归流后昭通政区才重新纳入郡县制的轨道。     

论南诏不是国家级政权

关于南诏与唐朝关系的性质 ,近有争议 ,或以为南诏是与唐朝相鼎立的国家级政权。本文分析了在几个不同时期唐朝与南诏关系发展的情形 ,以及两者相互关系的总体状况 ,认为南诏是唐朝统治下的一个藩属政权或西南地区的局部政权 ,并非是与唐朝相鼎立的国家级政权。同时 ,探讨了古代政治实体处理相互间关系的原则和与之相适应的用语。     

略论安史之乱后剑南道对唐朝的作用

安史之乱后．唐朝迅速由盛转衰,内有藩镇割据,独霸一方,不受朝廷帝制,外有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侵扰。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唐朝还能够维持近一个半世纪,这其中,剑南道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维系唐朝统治起了重大的作用。     

吐蕃与南诏交往略考

吐蕃王国建立后,统治者采取了全面向外扩张的政策,其中与南诏的交往成了吐蕃西南方向经营的重点,在这一交往过程中,吐蕃与南诏之间主要形成了两条通道,一条是芒康-德庆-铁桥-羊苴咩城道;一条是从察隅过大雪山,沿高黎贡山西侧的梅开恩江至永昌。由于吐蕃军事扩张的需要,前一条道路的重要性显然要超过第二条道路,在多数时候,吐蕃不惜一切代价牢牢掌控着第一条道路,这使得吐蕃在其向东南的扩张显得得心应手。     

浅论开元至贞元时期南诏与唐关系变化及原因

蒙舍诏本是位于今云南省巍山县一带的地方政权,因处于诸部落之南,又称为南诏。在其统一六诏逐步扩大势力范围的同时,出于自身利益和对具体形势的考虑,和唐王朝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时战时和的状态。而与唐及南诏同时存在的吐蕃,也是影响唐与南诏战和关系的重要因素。本文将试着探讨在这种时战时和的历史现象以及在现象背后发挥作用的诸多因素。     

身陷蛮域的郑回与破落蕃地的王锡——试比较南诏和吐蕃与唐之关系

唐代是中华各族交流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南诏与吐蕃作为地方和民族政权与唐帝国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郑回曾任唐嵩州西泸县令，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被南诏俘虏。王锡曾任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贞元二年（786年），沙洲城陷蕃，王锡被带往吐蕃王廷。由于南诏和吐蕃在诸多方面的差并，二人被俘后的待遇不同，遇到的情形不一，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两个地方政权与唐朝的关系。     

贞观年间唐朝与突厥可汗阿史那氏的关系探微

贞观年间唐朝与突厥可汗阿史那氏的关系，在交往过程中既有和平共处，也有矛盾斗争，经过双方不断磨合，最终发展为友好的统一关系。本文以唐朝贞观年间为主线，探讨突厥可汗阿史那氏与唐朝关系的发展。研究双方的关系，以史为镜，对于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唐朝宰相称谓考

唐朝的宰相称谓有22种之多,可分为正式宰相、参知政事、参知机务、同平章事、同三品等五种类型,后两种类型是唐朝首创的。它经历了一个由少变多,再由多变少的发展过程,最后统一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一种称谓。唐朝宰相称谓的这种变化规律,是与当时盛行的使职差遣制度的变化规律相一致的。     

朱载育与何塘关系考辨

明代郑王世子朱载育发现了将音阶调谐为相等音程的数学方法,在中国音乐史乃至世界音乐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关于其师承何人的问题,《中国音乐词典》所记其早年师从何塘之说似有误。因为何塘卒于1543年,而朱载育1536年方生,童生师从何某一说不攻自破;事实上“师友于何塘”者是朱载育之父。     

唐代藩镇养子述论

养子本是一种社会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宗法制及其伦理观念的影响，养子现象并不普遍存在。唐代统治者对异姓养子也采取禁止的态度，但在唐代中后期，由于胡族风气的濡染和军事形势制度、政治形式的变化，养子现象在藩镇出现并流行起来。藩镇养子风气影响了宦官养子，加剧了社会动荡，败坏了社会风气，对唐后期和五代的政治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唐与吐蕃战和关系

唐代与吐蕃战争频仍,从公元714年到公元821年共发生了七次和盟事件,梳理唐与吐蕃战争与和盟的史实,分析唐蕃战争中吐蕃胜多败少但最终失败的原因.     

略论唐与渤海之间的质子关系

渤海诸王,受唐册封,朝贡不绝,并一直坚持以子弟入侍唐朝,即所谓质子。其入侍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唐王朝的藩属国中是少见的。质子们频繁来往于两国之间,加强了双方的联系和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同时,唐也较好地利用这些质子,使其在稳定边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汤化龙与袁世凯关系考辨

辛亥首义后,汤化龙与武昌首义党人短暂合作之后旋即分道扬镳.袁世凯为对抗国民党人的需要极力拉拢汤化龙,而汤迫于时势也最终走上了与袁氏的合作之路.汤氏此举,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出于谋求权势等个人利益的考虑,应该看到其合作背后深层次的思想动因和社会背景.“保持国家重心力”、“以秩序求进步”是汤化龙拥袁的内在思想动因,依靠袁世凯对抗国民党的同时逐步引导其步入宪政轨道,从而实现政党政治追求,是其拥袁的目的所在.熟料袁世凯联汤则是为了对抗国民党,登上权力的顶峰,并没有沿着汤化龙为之设计的宪政轨道走下去.这就注定了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与斗争.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本质的逐渐暴露,汤化龙与袁氏的矛盾逐步激化至最大化,终于抛弃了全部幻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袁护国之路,并做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反袁工作,有力地捍卫了民初共和.     

《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研究》序

唐代文学全面繁荣.诗歌发展到巅峰阶段,并持续200年的繁荣局面.散文的革新、传奇的兴盛和词的成熟,也是唐代文学全面繁荣的突出标志.尽管自宋代以来,唐代文学的研究一直是显学;但从总体上研究以诗歌为中心的唐代各体文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推进的互动关系,特别是研究唐诗在与各体文学的交融互动中,广泛吸收他体之长,开拓新变,从而导致一盛再盛的局面的论著,却始终未见.     

唐代传奇创作中的虚实关系

虚与实是一种辨证的关系范畴 ,是指艺术创作中的虚构和生活真实的关系。虚与实和虚实的辨证关系 ,在我国古典小说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我国古代小说从其发端、演变到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 ,无不与此相关联。唐代传奇是我国小说创作的开始 ,在此 ,小说不仅与历史分野 ,而且也从志人志怪的形式中摆脱出来。文人对于自己的所见所闻 ,再也不是单纯的客观的述奇记逸 ,而是作家多通过有目的的选择故事以表达主观动机的有意创作了 ,唐代传奇由写鬼神向人世过渡 ,现实色彩比以前明显增强 ,其艺术创作方法表现为志怪与志人的融合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倾向并存的特点 ;既有深刻的现实批判精神 ,又有强烈的理想色彩 ,是虚中藏实 ,实中有虚的表现方法的自觉运用。     

从范德机诗歌与大自然的关系看元人的"宗唐"

元代诗人范德机，生活疏远大自然，艺术构思重视社会意义，因而他诗中的山水风景，不再真切动人；意蕴加深，形象却变得平淡无味。这是社会的必然，也决定了“宗唐”的失败。     

唐诗之路与政治因素之关系

浙东唐诗之路与政治结缘很深,主要是官府官员的倡导鼓励并付诸行动,特别是皇帝爱好、态度、立场和朝廷的施政方针,在网罗文人,吸引士子行为流向上发挥了诱导、推动作用。同时浙东宗教在吸引文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宗教是受政治“调控”的。两者综合乃成唐诗之路之政治因素。客观上是有利于唐朝诗歌的发展和繁荣昌盛的。     

唐代文学与幕府关系的研究

唐代幕府的研究一直为史学界所关注,而将幕府与学结合起来并作整体研究则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研究范围包括幕府七人,幕府人分布和意义、幕府人类型和心态、人入幕与学创作等,这 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有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学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