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和传播

中国人真正认识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事。但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某些刊物上,就已经提到过马克思和刊载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片断译文。马克思的名字最早见于梁启超的著作里。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十八号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曾经提到:“麦喀士,日耳曼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在第四十二、四十三号合刊上,他又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写道:“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述甚多。”麦喀士就是马克思最初的中译名。1906年1月出版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第二号,刊载了蛰伸(即朱执信)所写的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一)马克思主义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形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1848年),是一显明的标志。《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第三年,中国农民掀起了太平天国革命,提出了废除私有财产的宏伟蓝图,但是,农民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和科学共产主义并无任何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发表的许多言论,当时的中国人也一无所知。在中国文字记载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的,是梁启超。梁在1902年所写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附带提到过马克思,译文作“麦喀士”,不过很简略,而且带有批     

解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新民丛报》的创办,承载着梁启超希冀透过“德育”和“智育”培养“新民”的理想.《新民说》和《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刊发,即体现了梁启超在追求这一理想时所展开的两个方面.撰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过程中,梁启超的立足点有所变化,隐隐透露出梁启超从隐含政治意图的“有为而作”发展到“为学术而学术”的阶段,开始为他日后学术生涯做披荆斩棘的工作.     

梁启超管子研究之肇端——1903年《管子传》考析

1903年2月11日刊登于《新民丛报》第25号的《管子传》并非梁启超一人所撰，而是他与投稿人汤学智的“合著作品”。虽然该文较之1909年的《管子传》，无论在篇幅字数，还是思想内容上，皆逊色不少，但它是梁启超将管子纳入其学术视野的肇始，亦即其管子研究的开端。同时，文中所体现的政治倾向，也是此时期梁个人思想的真实写照，故1903年《管子传》颇值重视。     

梁启超批“淫书”——梁启超一则佚文解析

梁启超曾经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过一篇未署名的批评文章《青年之堕落》,对清末出版的一本"淫书"《吾妻镜》大肆挞伐。该批评随后激起很多读者的反响,他们从不同角度回应梁启超,指出其批评中的武断、轻率与自相矛盾之处,激进的《大陆报》甚至进而攻击梁启超人格。由此可反映出梁启超在清末知识界的广泛影响,一言一行都会引起读者注意和重视。     

梁启超的“五力”和“一率”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清末维新运动中杰出的政治家、教育家。1895年,梁启超在北京代表广东籍举人向光绪帝上书,并支持康有为“维新”,主张变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百日维新”时期,梁启超负责主持京师大学堂译书事务并参与机要。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竭力向国人介绍和宣扬西方文化,旨在     

近代小说理论批评五题

一、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的理论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光绪举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家、学者、文学家。维新变法时以“康梁”并称。主编《时务报》,创办《新民丛报》、《清议报》、《新小说》等,撰述学术论文颇多。梁氏1918年后逐渐脱离政治生涯,专事著述、讲学,晚年任清华研究院教授。其学术视野极开阔,一生著述繁富,统编为《饮冰室文集》148卷。     

百年前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

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百年前就在一些人中间开始争论。２０世纪初,同盟会的《民报》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中国要不要、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和土地国有等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民报》尽管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有模糊认识,但却反映了当时进步思想的主张。     

也谈《新民丛报》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记得20多年前在大学学习时,读过一本国外学者写的孙中山与20世纪初中国革命的书,书中有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可惜忘了书名）,大意是：梁启超的笔制造了20世纪初的中国革命。后来,接触了较多的梁启超的个人传记材料,对梁启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编的《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在近代思想启蒙上的作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由《释革》谈梁启超之“变”

《新民丛报》于1902年12月14日刊登了梁启超的《释革》一文,在当时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无疑投下了一颗炸弹。     

我国在1899年到1919年间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一我国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当时,马克思主义是作为欧洲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派别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我国报刊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最早可以追溯到1899年2月上海《万国公报》发表的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一书。该书在介绍西方各种政治学说时,多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文中说,“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并指出:“近代     

论梁启超《新民说》中德性之公私

一九0二年左右梁启超创办并主掌了《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因此梁氏＂小说界革命＂与他的《新民说》关系甚为密切。本文探讨的是为小说界革命提供理论支撑的《新民说》中＂新＂的内容,如何发明＂公德＂,并指出新民方案的逻辑转换：如何从公德转向私德＂推及＂,即回归到阳明学等传统德性要求上来。     

影响中国20世纪的语文教育大家钱基博(1887-1957)

文史学家、语文教育家。字子泉,号潜庐。江苏无锡人。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之父。自幼聪慧好学,熟读“四书五经”。1903年,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发表4万字的长篇论文《中国舆地大势论》,时年才16岁。辛亥后,任无锡军政府民政秘书,援淮军第16师司令部代理长官。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一直担任教职,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北平清华大学教授、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在这一时期,著述颇丰,对群经诸子、古史地学、古典文论无不精通,被时人誉为“大江南北一人而已”。抗战爆发,时任浙江大学教授的钱氏,在浙大《国命旬刊》发刊词中大…     

论张君劢的民主政治思想

在张君劢七十寿庆之时,弁宗山曾具文论道:“对于民主建国的政治意识,一生信守而不渝,梁任公而外,惟张君劢能之……”。①是言不免过誉。但我们也须承认,张君劢在其一生之中,对其向往的民主政治是孜孜以求的,他的民主政治思想亦可谓独树一帜,在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一) 1887年,张君劢生于上海嘉定县城。童年入洋学堂时即对政治学理发生兴趣。1906年被派日本留学,旋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学,膜拜西方民主政治。同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详细介绍议院政治,并追随梁启超等从事立     

论国家自由、团体自由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梁启超等《新民丛报》学人关于国家自由、团体自由、个人自由的关系,是受到极力责难的地方,也就是在这方面争论他们是不是自由主义者最激烈的地方。《新民丛报》学人虽然介绍了西方许多重视个人自由的思想,并力图将其改造以适合于中国,但是他们却不能把个人自由放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当中国不能实现自由之时,许多人更加相信梁启超等人不能真正理解自由主义。虽然这些人说的话有一定道理,但这是他们赋予了梁启超等人太多的责难。     

《少年中国说》注译

梁启超(1873～1929),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早年极力鼓吹变法维新,成为我国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戊戌维新的中心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逃往日本,先后主办《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刊物,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同时又提倡保皇,反对以孙中山为     

<哥达纲领批判>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第一次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即“三阶段说”。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即形成了“四阶段说”,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哲学与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研讨会暨第十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综述北大核心CSSCI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新境界,由青年哲学论坛、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主办、《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协办的“哲学与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研讨会暨第十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于2018年6月9—1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     

胡适论

(一)胡适(1891—1962),原名洪骍,后因读严复译的赫胥黎《天演论》中,有“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话,因改名适,号适之。安徽绩溪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父传,于一八八一年为吴大激幕僚,后官至台湾知隶州知州。胡适于清光绪十七年生于上海,后随父至台湾任所。甲午战争之次年,随母返家乡绩溪,不久其父即死于厦门。胡适母亲名冯顺弟。因受丈夫的影响,所以非常注意对儿子的教育。胡适十四岁(一九○四)到上海,初入梅溪学堂,一年后又转入澄衷学堂,开始阅读严复所译《天演论》《群己权界》等书。当时梁启超在东京创办的《新民丛报》,给他的影响也很大。一九○六年夏,入上海中国公学。一九○八年即为该校分校低年级英文教师。一九     

论梁启超《新民说》的国家主义倾向

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将国家衰败的原因归结为国民人格中的劣根性,致力于国民人格的改造和重塑.梁启超受日本民族主义精神和伯伦知理“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强调新民必须以爱国、利国为主要人格特征,赋予新民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新民说》堪称中国20世纪初的“人权宣言”,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和道德革命历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