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魄的举子与无奈的小职员——蒲松龄与莫泊桑之比较

对于蒲松龄与莫泊桑，“痛苦”是两位作家共同的人生体验，一个属于精神（蒲松龄科举屡蜃失利的精神煎熬）,一个属于肉体（莫泊桑从年轻时就受到病痛的折磨．生命的最后十年尤甚）；而从他们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来看，一个多是落魄的“举子”，一个则是无奈的“小职员”在表现他们的生活时，一个多充满着幻想的浪漫主义色彩．另一个则采用了写真的现实主义手法。     

论“幻化”艺术手段在《聊斋》中的运用

《聊斋》是我国古代文学的艺术明珠, 是一部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文学巨著。“幻化”是蒲松龄塑造艺术形象的重要手段: 它寓意精辟真幻结合; 情节细节虚实统一; 背景环境真幻交互。蒲松龄“用传奇法, 而以志怪”, 现实和幻想, 真实和离奇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艺术经验值得借鉴。     

陶渊明的日暮情结

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屡次出现对日暮景色的描写,表现出他对日暮的一种依恋。本文把这种依恋概括为“日暮情结”,并依据陶渊明的人生经历分析这种情结的生成原因。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这种依恋其实就是其心路历程的“变形”体现,也是其个性特征的体现、理想人格的体现。因此,陶渊明的这种日暮情结,实际上就是他理想化境界失落后的一种“期待”及其理想人生的“投影”。     

浪漫主义教育

两百多年以前,浪漫主义作家赞美了人类的想象力,认识到世界的理想状态——崇高的爱、完美的德行和美好的社会。今天,当我们给某人冠之以“浪漫主义”称号时,这意味着他是一位空想家、理想主义者或“乌托邦”。然而,在教育哲学上,“浪漫主义”一词则是指某些人持有卢梭的如下一些教育观点。     

《聊斋志异》中畸形人物的美学意蕴

正常人的形体，是一个美好的形象。但事物总有其特殊性，少许人由于先天不足或后天意外变故，出现异乎常人的畸形。畸形是生理上的缺陷或器官的变异，这自然属于五的范畴，但文艺作品能将丑转化为艺术美。《聊斋志异》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其中就有各种畸形人物。蒲松龄写畸形人物所体现的美学意蕴，便值得我们加以探讨。以畸形的五，反衬出心灵的美，达到艺术美的高度蒲松龄是一位富于探索精神的杰出作家，他在《聊斋志异》中采用浪漫主义手法，描绘了无数狐鬼精灵；他（她）们虽披着“狐”、“鬼”等外衣，其实仍是社会上活生生的人，如婴…     

我一次应该留存的访谈

上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出现了“蒲松龄第二夫人”之争。我认为，弄清蒲松龄墓有两具还是三具骸骨，是弄清蒲松龄到底有没有“第二夫人”的最可靠办法。这就不是学术研究而是考古发掘的问题了，按常理不可能。但蒲松龄是个意外：他的墓在“革”期间被红卫兵挖开过。于是，1980年9月中旬，在学术界对“蒲松龄第二夫人”展开争论时，我单独进行了一番实地调查。就“革”中蒲松龄墓被掘一事，在蒲家庄走访蒲松龄几位嫡孙，他们介绍：“我们家族有规定，长支存三老祖（蒲松龄）的书，侧支存字画，世世相因，不得外传，某某手里就存过很多俚曲和诗词手稿。”     

浪漫主义与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理论

我们普遍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去阐释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理论,但这种阐释方式存在诸多局限。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理论作为诗学理论,与浪漫主义思潮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浪漫主义对差异性、非决定性以及一体化与个体化统一的有机整体原则的尊重,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理论的知识形成、本质结构和形态特征。“世界文学”本质上代表着人们对未来社会生活的一种价值理想,这种世界主义的价值理想与浪漫主义的精神特质内在地融合起来,构成我们所试图理解的马克思“世界文学”理论的本质内涵。浪漫主义的价值理想、有机整体原则以及独特的辩证法思想,是我们理解“世界文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思想资源和文化传统。     

卡夫卡与《聊斋志异》

卡夫卡在创作中驾轻就熟地掌握了一种变成小动物的方法，中国学中最能体现这一方法特征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卡夫卡恰巧读过这部小说的德译本，他的创作有意无意地受到过这部小说的影响。卡夫卡的孤独与蒲松龄的孤愤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他们创作的差异又决定了他们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差异。卡夫卡选择了寓言作为他的写作方式和表达方式；蒲松龄则选择了隐喻作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卡夫卡是以荒诞变形的手法来表现现实生活中人的异化问题；蒲松龄则是通过志怪变形将现实诗化，以寄托作自己的志趣和理想。卡夫卡将小说当作生活本身，追求最高的真实、梦幻般的真实；蒲松龄则将小说当作诗来写，通过小说叙事来言志抒情，并为小说创作开拓出一片新的艺术表现天地。     

龚自珍诗的浪漫主义特色

龚自珍诗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特色。这种浪漫主义特点主要表现在他的诗充满强烈的主观情感和瑰丽新奇的艺术想象。 黑格尔对浪漫主义艺术有过十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浪漫型“艺术的对象就是自由的具体的心灵生活,它应该作为心灵生活的内在世界显现出来”,它“诉诸主体的内心生活,诉诸情绪和情感”(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01页)。英国学者福斯特在《浪漫主义的概念》一     

蒲松龄吟诗讽贪官

蒲松龄是清代文言小说的巨匠,他孤傲正直、清贫自守,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有一次,知州毕际有邀请一个尚书和蒲松龄到他家做客。宴席上,那个尚书提议饮酒作诗,但必须“三字同头,三字同旁”。毕际有是东道主,他见蒲松龄和尚书分坐在他的左右,便首先吟了一首：“三字同头左右友,三字同旁沽清酒;今日幸会左右友,聊表寸心沽清酒。”     

婴宁的人物形象分析

《婴宁》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最为精彩的篇目之一.文中精心塑造了婴宁这一典型形象.婴宁爱花爱笑、亦憨亦黠、纯真善良、有孝心,是蒲松龄所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中,最钟爱的一个,蒲松龄亲切地称她为“我婴宁”.代表了蒲松龄的理想和愿望.     

无奈中的超然洒脱中的沉郁——谈陶渊明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

陶渊明自幼学习六经,年轻时有大济苍生的抱负,即他诗中说的“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他却囿于出身地位而“求之靡途”,于是他只能空悲切、徒无奈;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无奈而沉沦。于是他选择了“独善其身”,选择了“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选择了超然物外。虽然超然物外,但儒家的“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理想在陶渊明的深层意识里是挥之不去的,即使在那些浪漫主义的作品中,我们同样可以体会到作者洒脱中的那种苍凉。总之,“无奈中的超然,洒脱中的沉郁”应不失为陶渊明浪漫主义创作的基本特色。     

简析《离骚》的浪漫主义特色

《离骚》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首伟大的长篇抒情诗，它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而浪漫主义是它最显著、最突出的风格特色。浪漫主义，在本质上就是理想主义，它的根本要求就是强调作家表现自己的理想和理想化的生活，按照生活可能有或应该有的样式反映生活。而在《离骚》当中始终贯串着诗人追求“美政”的理想，希望楚王能“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并为实现其理想而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诗人吟唱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歌，怀着满腔渴望的心情，开始了对未来道路的探求。他说自己出身高贵，生在吉日，名字美好。他怀着对楚国…     

蒲松龄医诗对儒生

清代著名文人蒲松龄,不但文笔出众,写人写鬼人木三分,而且医道高明,堪称名医。相传,蒲松龄早年流落苏北宝应,身无分文,只好挂牌行医糊口。一次,他为县太爷治好了病,县太爷送了块“药到病除,圣手时医”匾给他表示感谢。谁知一时大意,错把“时”写成“诗”字。匾一挂起,触怒了当地一班儒生,“这副寒酸相,竟然能医诗病,他有多大学问?”便蜂拥而至发难,如蒲松龄稍有差错,就要砸掉他的匾牌,赶出宝应。蒲松龄听见门外吵吵嚷嚷,出门察看,只见人群中走出一位秀才,拱手道:“先生号称诗医,学生觅得小诗四句,请圣手不吝赐教”。说罢     

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

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以“田园”作为标题,于1807年到1808年之间完成。贝多芬非常喜爱大自然,他常常独自在维也纳的郊外散步,有时躺在林中的草地上,有时站在小溪旁,他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观赏着大自然的魅丽风光。贝多芬常常对朋友们表达对大自然的酷爱,也是在这种浪漫主义的情感下才使贝多芬运用“田园”这一特定标题描绘出这部栩栩如声的“乡村风景画”。     

徐志摩和他的《再别康桥》

1920年,徐志摩到英国剑桥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政治经济。剑桥的两年生活中,他大量阅读了各类书籍,广泛接触了当时世界上各种思想思潮。因而思想表现为“杂”,但占主导的是接受了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和中国“五四”运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综合地吸收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十八、十九世纪的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的思想,形成了他自己的带有明显资产阶级特征的“理想社会”思想。他的代表作《再别康桥》就集中表现出了这种“理想社会”的图景,并暗示出它的虚幻与缥缈。     

五岳为辞锋 四溟作胸臆--谈李白写景诗的抒情特色

李白诗体现了“以气为主”“自然英旨”的审美理想。他的写景诗从艺术形象、抒情方式、诗歌语言等方面体现了这种审美追求,有着独特鲜明的抒情特色:以积极浪漫主义手法表现鲜明个性、抒发饱满激情;因情设景,依景而达情;率真自然、清新明丽。     

岂爱秋坟鬼唱诗——兼说《婴宁》

田汉读罢《聊斋志异》写诗道:“岂爱秋风鬼唱诗”。蒲松龄也确实用他那画鬼画人,入木三分的如椽之笔,写了一部寄托“孤愤”之书。他刻划木妖狐魅,均为借以发泄愤懑、抒写怨情.他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在飘渺的神话世界里自由地驰骋想象,将浓郁的情感物化为光灿的形象,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抒情风格。在《聊斋自志》中,他说:“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寄于断发之乡;睫在眼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遍飞逸兴,狂固难     

《庄子》寓言艺术探

一部《庄子》,“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言日出”。（《寓言》）他所说的“寓言”包括一切神话故事;其“重言”是假借某些历史事件和传说的人物（多为假托）;其“言”是随机应变而寓有深意的话语。通而观之,三者均为假借人物故事来表达理想的,实际都应看作寓言。 《庄子》寓言丰富而艳丽,主要是受时代和地域的影响。战国时代,社会上流行一种讲寓言的风气。当时人们在各种场合,想要说明问题时,常常借助寓言来表达,尤在外交场合,这样的情况更多。比如我们可从《战国策》中,看到各国大臣和游说之士,都能随口说出一则寓言,以表达各自见解,如“鹬蚌相争”和“狐假虎威”等故事,写得都很生动,意义也很深刻。庄周和屈原一样,同是在楚国文化肥壤中成长起来的文学家。荆楚秀丽的山光水色陶冶了他酷爱自然的天性,为他的文章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古朴的民族习尚也深深地影响了庄周。据《楚文化史》记载,古代荆楚之地巫风盛行;这楚地巫风及其神奇迷离的浪漫主义手法也被庄周吸收而使之成为寓言材料,以表达其玄妙的理想。因此《庄子》在文学史上主要是以寓言故事见长。其浪漫主义特点和寓庄于谐的表现手法,以及它在语言和结构方面的形式美等,皆成为其独特之处。 《庄子》寓言不是对现实的直接描述,而是从否定现实出发     

卡夫卡的"变形"描写及其比较意义

《变形记》里的小人物格里高尔的经历,原本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作者进一步写出的“变形”以后的情节,更具穿透力和表现力。它不仅凸显了生命的“变形”,也暴露了那一社会体制下人性的“变形”,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人道主义原则的“变形”。同中国的《聊斋志异》中“变形”描写的理想文化、浪漫主义倾向比较,卡夫卡的作品更具有充分的现实义义精神和悲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