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孝治天下原因探析

汉代统治者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公开倡导以“孝”为本,使原本只属于宗法伦理的孝道走进了国家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泛道德观念的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进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汉代孝治文化,影响中国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孝治在汉代成为治国纲领,并终两汉四百余年而不变,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由汉代的历史根源、社会土壤以及统治者的统治需要综合决定的。     

论两汉荒政的文化效应

两汉荒政不但缓和了社会矛盾，恢复和发展了生产，稳定了封建统治；而且对整个汉代的社会文化乃至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则是丰富和完备了汉代的礼乐文化，有利于封建统治秩序的道德化、规范化；促进了汉代思想文化的发达，使天人感应和阴阳灾异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实用性；而在科技文化方面，荒政既有利于汉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又影响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由此，对汉代荒政的评价，不能简单地视为迷信、欺骗。     

“有治人斯有治法”：理学官僚与清初荒政重建

清初理学成为荒政重建所依赖的思想资源,理学官僚影响清代统治者接纳了具有“三代之治”色彩的儒家荒政,并从顶层设计上不断修补荒政制度的疏漏;他们在各地救荒活动中“躬行”实践,视民如伤,遇灾皆以“养民”为标准,极大推动了清初社会恢复重建的进程;灾后编纂《荒政考略》等著作来总结儒家荒政思想,供朝野上下参考使用。正是理学官僚群体的积极作为与表率作用,使得清初国家荒政体系得以正常运转起来,体现出“有治人斯有治法”的精神。     

汉代的孝治政策论析

汉代统治者推行“以孝治天下”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以孝选官与设官弘孝并举,奖孝与惩不孝相结合,学校教育与尊养老者相结合。     

再论汉代人的国家意识

汉代人的国家意识在带有“公”属性的同时,其一家一姓“皇帝专属”的“私”属性十分浓厚。虽然总体来看,汉代人的强国与爱国意识得到了空前强化,但汉代人的国家意识也具有多层次性、差异性和可变性。理性看待汉代人的国家意识,可为现今中国真正有效、稳固、积极、健康的群体爱国意识的形成及爱国行为的产生提供有价值的历史启示。     

曹魏时期的荒政理念及救灾措施

曹魏时期,面对自然灾害频繁和灾情空前严重的形势,统治者承袭了两汉儒学"以经治国"的政府管理思想余绪,故其时政府应对自然灾害,主要以儒家荒政学说的理论为指导.采取的灾荒救治政策措施,诸如除害灭灾、因灾蠲免、赈饥济贫、移民就粟等具有明显的儒学化色彩.     

清代仓储亏空的官吏赔补制度

清代仓储作为存放国家正赋钱粮的场所,与漕粮运输、荒政救济甚至军事行动都有密切的联系,成为统治者关注的焦点。但有清一代,无论是康乾盛世之时还是内忧外患的清末之际,都难以避免仓储亏空的窠臼,仅在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究其原因仍是官侵、吏蚀、民欠。清代仓储的亏空带来了吏治腐败、荒政废弛、军事被动等恶劣影响,甚至动摇到统治的根基。为了应付亏空的局面,清廷统治者规定了限定时间赔补、连坐等行政处罚措施,以惩处造成仓储亏空的官吏并最终弥补仓储亏空。     

汉代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汉代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对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积极推进作用。其中,体现在史学家历史撰述与经学家历史理论中的政治统绪认同意识,与汉政权合法性的论证紧密相连;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以神化君权、强化纲纪为思想内容的社会等级制度之汉代国家制度认同意识,蕴含于汉代维护封建制度理论的构建之中;继承并且发展了先秦儒家以礼义文化分辨夷夏的汉代夷夏之辨,表现出了浓厚的礼义文化认同意识,体现了汉代民族关系与民族观念的发展。     

清代荒政弊端初探

所谓灾荒,是指自然界给人类社会所造成的祸害,通常指水灾、旱灾、冰雹、蝗虫、地震等自然灾害给人类所造成的物质上和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灾荒的出现必然要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如流民的出现,农民起义的爆发等。为了挽救社会经济的崩溃,防止农民的起义,稳定其封建统治,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救荒,一再颁布救济灾荒的法令制度,形成所谓荒政。清朝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集几千年封建荒政之大成,把救荒之政推到一个较高的水准,丰富和发展了荒政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封建政治制度。     

曲阜汉碑的思想意蕴

儒家文化是汉代刻石的基础,两汉时期,统治者所提倡和推行的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观念系统,整个社会的民间思想信仰都带有鲜明的儒家色彩。本文以曲阜汉碑为研究对象,对汉碑与儒家思想、儒佛道的融合、世族意识与士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尝试把曲阜汉碑放在汉代社会环境中,对汉碑进行全面审视。     

汉代的社会谣言和谣言控制

我国古代广泛存在的以民歌、民谣、童谣、讹言和流言为代表的社会谣言,作为一种特殊的公众舆论,具有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汉代统治者重视这类社会谣言及其造成的社会影响,并对之作出积极的政治回应或政策调整。但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汉代统治者也会对社会谣言加以疏导、利用或限制、打击,以维护其统治权威和社会政治秩序。     

汉代母系意识研究

汉代作为封建大一统重新建立的历史时期,新旧纠葛,制度疏阔,妇女地位比较高,在亲属观念上,母系意识相对后世较强.其主要体现在母系世系意识、母系姓氏意识、母系祖先意识、母子继嗣意识等方面,总体上两汉母系意识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向.     

从两宋之际灾荒状况看其救荒及荒政思想

宋代灾害多发,各种各样的灾害带给人民灾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国家经济的破坏。在这灾荒频发的现实状况之下,宋代继承并发展了前人先进的救荒理论与经验教训,形成了体现时代精神的荒政特色。从性质上来说,历来把实施救荒视为体现儒家仁政的统治者,开始向义务救荒方面转化。从救荒体系建设上来说,中央和地方都有相应的法规制度,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本文结合宋代史研究资料,以及荒政研究的相关资料,从宋代的灾荒状况探讨宋代荒政和荒政思想的具体内容和时代特色。     

生命意识在汉代诗歌中的表现

汉代诗歌中,生命意识的表现已出现了较为集中之趋势:或感叹生命短暂、时光易逝,或忧生哀死、咨嗟不已,或幻想升仙、超越死亡.祝寿之辞,表达出的是对希冀长寿的强烈愿望,也是汉人生命意识的一个方面.汉代的丧歌,更是汉人生命意识突出的体现.从生命意识的角度分析,揭示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普遍的社会心理.     

浅析汉代建筑艺术中神话素材的运用

汉代国力强盛，统治者大兴土木，广建宫室，以满足气奢侈欲望。汉代建筑规模宏大，气势豪迈，既为了凸显了天子的神威，也是为了达到长生不死、成仙的企望。因此，在汉代建筑艺术中运用了大量的神话素材。     

班氏家族骚体赋的楚祖意识及其价值

本文用辨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以两汉骚体赋为文本,论述汉代班氏家族文化的楚祖渊源及其主要内容,即以忧患为美的悲情意识和以道家智慧达到儒家立名目的的价值取向,探析其家族思想和创作的文学史学价值.     

西汉时期的儒学教化与民风转变

汉代统治者倡导以孝治天下,故而历代皇帝谥号均以"孝"冠之,如刘恒谥号为"汉孝文帝",刘彻谥号为"汉孝武帝",等等。由于特殊的历史形势影响,汉初的国策曾一度以黄老之学为其思想主导。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以及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黄老无为思想不能适应统治的需要,其在政治中的显赫地位而逐渐被儒家学说取代。儒学地位的提升为儒家学者进入各级政府机构奠定了基础,进而为推动社会教化和民风转变创造了条件。     

明洪武时期救荒实践及其影响——以河南布政司为中心

明洪武时期,太祖朱元璋立足现实,坚持民本意识,恪守致用精神,针对频发的自然灾害,提出一系列内涵丰富、用意鲜明的救荒措施,如灾前备荒、临灾救荒和灾后赈灾等。笔者仅以河南布政司作为考察中心,透视其救荒措施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但因其大多在洪武时期转化为具体"荒政",并成为终明一代之"祖训",因而极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甚而对当前的荒政建设也具有一定的鉴戒意义。     

汉代经学对汉赋繁荣的影响

关于汉賦繁荣的原因,一般认为,它主要决定于汉代经济的繁荣和统治者的提倡。笔者认为:经济基础对于文学发展是有巨大影响的,但它们之间并无直接联系,而且经济的繁荣也并非汉代仅有的情况,汉代统治者喜爱辞賦,这是事实,但统治者为什么喜爱辞賦呢?且汉賦的繁荣也非帝王“喜爱”一言可以解释清楚的,因为帝王的喜爱固然能刺激一部分以賦求功名的作家的创作热情,但是,汉代一些较有影响的賦家,也并不都有心于仕途。所以,对于促进汉賦繁荣的原因,便不得不重新探讨。     

汉代孝道的生存功利精神

孝是汉代统治者对汉代社会伦理所进行的理论设计 ,发展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准则。“以孝治天下”成为汉王朝的治国方针和口号。通过对孝道表象的分析 ,可以发现其真正蕴含的生存功利精神 ,即具有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维持社会共存秩序 (宗族生存 )、强化各级统治机构和维系农村基层统治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