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提要中“八书”、“二史”的提要比对探究

本文通过将四库提要中“八书”、“二史”的诸本提要进行比对，发现其内容彼此间存在参照关系：并进一步发掘出“八书”、“二史”中其它提要与邵晋涵分纂稿之间的承袭关系；最后对“八书”、“二吏”中提要所述的讹误之处进行订误．以此完成对“八书”、“二史”提要的初步比对探究。     

王国维之境界创造论

王国维认为诗词的本质是境界，而境界的创造首先要创作主体能观物、观我，对物、我两个审美静观的对象做到洞然于心。境界的创造特别强调“真”，一是所写是自己的真实感受，二是要忠实自然的表达；这就要求创作主体要做“赤子”。在具体创作时，他提出“不隔”的标准，以之衡量语言、用典、借用境界等问题，反对不真切的借用语言、典故和境界。     

疏凿微旨泾渭分明 --从《论诗三十首》看元好问的诗学观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通过对魏晋至北宋诗歌作品的系统评论，疏凿微旨、泾渭分明地阐述了他的诗学观。他主观以“诚”为本，即“诚”是诗歌创作之根本；他主张以“雅”为准，即“雅”是诗歌风格之标准。     

史料精熟 史识精当 史笔精妙——陈寿《诸葛亮传》“隆中对”“激孙权”评析

陈寿向有“良史”之称,其《诸葛亮传》是著名的叙写“良相”的篇章。本文从思想和艺术的结合上深入细致地评析了“隆中对”、“激孙权”两个片断,以吸引和帮助读者窥测并领悟“良史”的可贵之处:史料精熟、史识精当、史笔精妙。     

文质因时——谈邵晋涵的史文思想

本文通过对文质涵义的分析和著名史学家汉班固、唐刘知几和清章学诚对文质的观点的阐述,揭示了邵晋涵“文质因时”这一史文思想的价值。     

黑格尔变化观与庄子变化观之比较

本文将德国近代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变化观与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的变化观加以比较，从而透视出二者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注重变化，皆主张物之无固定子实在、正反相生、无往不复；同时也阐述了二者的不同之点：“有”、“无”之间转化的顺序不同；在“有”“无”之间何者为主之不同；“有”“无”变化之归宿不同；对“绝对”的认识与对“道”的认识方法不同；二者的变化观之归宿不同。     

生物教师应如何面对创新教育

创新教育对广大生物教师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作为生物教师，应如何适应创新教育的要求？是值得我们共同思考的问题。本文谈谈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1.更新教育观念。生物教师应树立创新教育理念，只有在创新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才会采用创新方法，培养创新人才。教师要变传统“标准”型教育观为“创新”型教育观；变“师道尊严”为师生民主平等的师生观；变应试教育观为素质教育观；变传授知识的教学观为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教学观。     

论学生作文个性的失落与回归

《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强凋了作文要重在“有个性的表达”，在内容上有自己的观察、发观，有自己的认识、情感，在语言上说真话，说自己的话。作文的过程，就是一个挖掘个性，张扬个性的过程。“‘个性’是文章灵魂。作文训练的‘纲要’我以为应是：写我的自得之见；抒我的自然之情；用我的自由之笔；显我的自在之趣。无我、无个性，不敢说真话、抒真情、写真象，作文就极易走向邪路。”（刘锡庆）     

论宋代小说的“由虚入实”之原因

唐“虚”而宋“实”是后人对唐宋小说实际现象及各自特质的揭示和评价。造成宋代小说“实”之状况的原因有这样几点：晚唐小说由虚构铺衍向征实补史演变给宋代小说发展定下基调；宋人小说观念有浓重的求实意识，唐代小说“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助长了宋对前代小说盛行的考据求实之风，在对唐小说虚构成就认识不足的情况下，以偏概全，误将虚构当做虑幻加以攻击；宋代统治者对小说既以之消遣，又斥其不实；宋代史学发达，取小说入史，宋人更强调了小说以补史为标准，以纪实为手段，以鉴诚为目的；宋代党争激烈，文网日张，给小说的虚构以沉重打击。     

论真理标准的成本性——真理标准的经济学思考

以成败论英雄、重结果轻过程、重收获轻代价、成本意识弱，是国人“标准”文化之特点。现有的真理标准观，是导致行政成本高、执政成本高的认识根源；建设“生态文明”之国，必须创新现有真理标准观。现实的教训和成本问题的普遍性，决定理应把成本问题纳入真理标准研究范围。真理标准成本性原理，要求我们学会风险思维、从未来思考现在和科学决策。     

文明史学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兴起与变异——以田口卯吉、梁启超为重点

文明史学起源于西欧,19世纪70年代初传至日本,20世纪初进入中国。经田口卯吉、梁启超等人的提倡和实践,文明史学在日、中两国兴起。一方面,中日早期的文明史学拥有共同的理论特征,主张以进化史观取代传统的历史观念,以民众心理、社会风俗等为研究重点,以历史的因果关系、演化规律及公理公例为追求目标,以文明之精神为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中日早期文明史家在接受和传播西欧文明史学现代性理念的同时,又因应时势,予以改造与发挥。西方史家认定文明史合于自然科学的性质,中日史家则主要是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理解文明史;日本史家通过文明史学确立民族自信,中国则出现了明显否定民族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日本早期的文明史学带有较严重的国家主义色彩,中国的文明史家则强调本民族的团结与自救。循流溯源,观同析异,这对于深刻认识中日两国史学现代性的发生大有裨益。     

空间观念与近代史学思维方式嬗变

空间维度是历史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史家的空间观念是其历史观念的基础。中国传统史家的空问观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近代在外力与西学的双重作用下,它逐渐为“新世界观”所取代。空间观念的变化,意味着传统以天下秩序观念为依托的历史解释模式的危机,它引发了史学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世界历史叙事、历史科学观、自下而上书写民史等成为新史学思维的基本取向。     

人类所知的一切都应归功于历史——谈马苏第《黄金草原》的史识问题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史识是至关重要的.史识层次的高低决定了历史学家的成就与贡献大小.综观中外史学,中外史家的史识大致分为四个层次,其一,稽考史料,考据辨证史实,以求真实.其二,搜集保存史料,以免历史因日久天长淡忘而泯灭.其三,以史为鉴,垂训与教育后代.其四,探究事件的本质与历史规律,创建史学思想与理论.这四种史识于历史研究都有作用与贡献,但史识的深浅不一样.在马苏第看来,研究历史首先任务在于尽量多地搜寻资料,汇集资料.<黄金草原>书中广征博引资料,把他那个时代所能搜集到的书本资料、口头传说、走访调查所得统统按专题归类汇编起来.通观<黄金草原>全书,规律性的抽象与理论创建均无.马苏第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学识渊博.<黄金草原>是一部世界名著与经典之作.我们可以原谅马苏第的时代局限,但对史识层次不高而导致全书缺乏理论与思想建树的弊窦是不能遮掩的,应当正视.     

论隋朝修史

终隋一代虽未修出一部辉煌的史学巨,也没有造就一批有影响的史学家,但隋朝史学决不是一片空白。史学家魏澹、王劭、牛弘等对纂修前代史和当代史做了大量工作。唐贞观年间历时八载修成的前五代史多得益于隋修诸史。     

翦伯赞论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和“文史合一”的历史书写

文史关系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命题,中国现代诸多史家对此作了多角度和层面的继承与发展。翦伯赞是在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系统和深入地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及其原因,并大量引用文学作品来论证和阐释历史,开拓了"引文入史"的治史新径。他发扬"文史合一"的历史书写传统,强调历史书写的文学性,写出许多文采飞扬和饱含激情的经典史作与历史散文。同中国现代其它史家相比,翦伯赞所作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特色鲜明,贡献卓著。     

关于李大钊论历史学性质问题的探析

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是艺术,还是科学?在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家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李大钊很早就开始关注与思考这一史学理论中最基本而且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在近代中国,李大钊是对于历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论述较早,也较为成熟的史学家。李大钊关于历史学特有性质的论述,是他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否认历史学不具有科学性的一些人,往往是从否认历史发展无规律可循立论的。李大钊关于历史学性质的论述也是对这一不正确的认识的积极回应。李大钊坚定地指出:"史学之当为一种科学,在今日已无疑义。"李大钊在坚持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是科学的同时,也承认在具体的历史研究过程中存在艺术性的工作。历史学研究含有艺术性的工作和历史学是艺术是两回事。历史研究中所体现的这种艺术性是工作层面的事情,并不等同于学科层面。     

中国新历史主义观念形成的外生资源

新历史主义小说及其新历史观对中国世纪末文学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一开始便以反叛历史、挑战思维、积极主动的姿态面对世界社会文化思潮和中国社会文化思潮。新历史观有中国式的外生资源,即非文学性思想资源,就是指新时期以来政治意识形态的空前生态化。新历史观也有西方式的外生资源,即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当代性转换和后现代语言观下文学语言的解放以及语言对历史的重新叙述。     

20世纪早期中国史家的"世界意识"

20世纪早期是中国史家的"世界意识"走向深入的关键时期.他们要么着重将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并以西方历史发展的模式和理论来认识和解释中国历史,要么着重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他们的"世界意识"从史观、理论、方法、语言、体裁、教学等方面影响和塑造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基本范型.它之所以能够得以深化,外因是西学对中国史学的不断冲击,内因则是中国史家世界观的改变和爱国心的驱使.     

二三十年代的两种治史模式刍议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本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在中国现代史苑又新添了一朵夺目的奇葩.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家与资产阶级史家的两种风格殊异的治史模式,他们在治史旨趣、历史观和方法论等层面大相径庭,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进程.     

历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历史学的发展体现在民族性与时代性上，二辩证的结合才能推进史学进步，近代史学从不同方面表明了这一事实，在全球化趋势下，当代历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问题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要研究全球化对中国史学、对史学思想产生的影响，还要研究中国民族传统史学遗产在发展当代史学上的重要价值。讨论历史兴衰是历史学的主题，研究历史“势”同样是当代历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究天人之际”是历史学的重要内容；多重考据应当是当代史学考证的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