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元弼《尚书》学民本思想论析

曹元弼承张之洞《劝学篇·正权》的观念,在笺释《尚书》时对其中民本思想有较系统的阐释。在天地生生之德与人类爱敬之性的前提下,曹元弼依据经义,尝试重建天、天子、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将社会秩序落实于如何保证人类的相生、相养、相保。围绕民之生养保全这一核心问题,曹元弼在笺释《尚书》的具体内容时,既强调天命无常,天命视民命而转移,认同革命的合理性;同时又基于战乱频仍、生民糜烂的现实,阐述君民一体、尊君保民之义,并有回应晚清民权之说的意味。就历史大势而言,曹元弼民本思想的保守性毫无疑问,但就学术史而言,却也是传统经学面对现实问题的一种反应。     

清末河南留日学生刊物《河南》与辛亥革命

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一方面强调留学教育对于开通一国风气、吸取国外先进科技知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指出了今后留学之方向,"西洋不如东洋"。清朝政府很快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对招考学生实行全额公费,鼓励自费留日,声明给予功名奖励。自此,清末留日之风逐渐开启。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和日本对俄战争的胜利更是在全国形成了一次留学日本的热潮。据统计,1900年留日学     

戴君恩的“格法”说与《读风臆评》

自从顾炎武提出“八股盛而六经学微”之说后,清代以降的《诗经》研究者,皆对有明一代的《诗经》研究,持贬抑态度。如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仅用“季本、郝敬多凭臆说”,“丰坊造《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以行世而世莫能辨”二语,将有明一代《诗》学否定得一干二净。胡朴安的《诗经学》,谓明人“在义理一方面言,不如宋人之精;在考证一方面言,不及汉唐之密”。谢无量的峡经研究》,以“无甚精义”四字概括明代精》学。林叶连的帅国历代诗经学》,更举真伪不分的《诗传嫡家》、《诗传阐》、姚允恭《传说合参》三著,以证“明朝学者…     

从梁、严之“归心”再探《劝学篇》及其启示

梁启超、严复对《劝学篇》"中体西用"的理论曾有过激烈的批判,今人亦对本书的写作动机存疑,然而,批评者晚年转而批判青年时期的自己,归心传统,回头再考究张之洞《劝学篇》的动机与核心思想,不得不服膺一个士大夫中正持平的态度,"中体西用"的思想在失落传统的今天也还闪烁着人文光辉。     

郑玄与校讎学

郑玄（127～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人,东汉儒家学者,中国著名经学家之一。郑玄先学今文经学,后习古文经学,网罗众家,通融为一,成为汉代最大的“通儒”,是两汉经学之集大成者。其经学成就及由其学术而形成的学派,后世称之为“郑学”、“通学”或“综合学派”。著书甚多,完整流传至今的有《毛诗笺》《周礼》《仪礼》《礼记》的注,其它都已失传。     

四库提要北宋五十家研究序

目录学是读书、研究工作的重要门径。中国从先秦开始,图书就越来越多,不加以归纳分类,几乎无法使用。因此,以西汉刘向、刘散的《别录入《七略》为标帜,产生了目录之学,清章学诚《校雕能义》称刘氏父子之书“部次条别”,有利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张之洞《语学》谓大量图书若“泛滥无归”,则将“终身无得”,若“得门而入”,则“事半功倍”。章。张二氏都充分阐明了目录书之重要。宋以前的目录书多数仅有目录,偶有题序亦往往详略失当。从宋代起,目录书开始有题解、提要,现存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就有提要,其自序云：“日…     

如何现代？哪个现代？——读王一川《中国现代学引论》

1998年,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1998年1月）一书中提出“现代学”概念,将之视作关于现代事件的一门知识学。王一川在《中国形象学》（1998年1月）与《现代文学研究需要新眼光——中国现代学刍议》（《文汇报》1998年5月13日）中也提出了“现代学”概念,开始从文学和诗学进路对本土现代性问题的探索。而2009年的新作《中国现代学引论》则全面阐释“中国现代学”问题,颇值得讨论。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成书论

"四书"学是朱熹经学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朱熹首次提出"四书"之名,并倾其毕生精力来钻研和探究。他将训诂与义理阐释相结合,第一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集注合刊,以"四书"来发明道统。在不断完善、修改的过程中,朱熹逐步确立了"四书"学理论体系。《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使"四书"地位升格,取代"五经"成为儒家核心经典。当然,《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还和宋代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与特定历史时代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息息相关。     

龚道耕《经学通论》学术成就刍议

龚道耕所撰《经学通论》是在经学课程讲义基础上作成的经学概论著作,该书以乾嘉考据之学为根本学术宗尚,在对经学史分期和区别今古文经学的问题上尤有创见,既是一部严谨通达的经学入门书,又具有经学研究专著的性质。     

程廷祚《论语说》与清初尚实学风之兴起

程廷祚的《论语说》秉持颜李学派崇尚实学的学术传统,以求实为基础,将社会现实问题投射在经学研究的文本之中.程廷祚追寻经典之道统,去虚务实,疑古辨伪,不拘汉宋门户,不唯师说,在研究《论语》的过程中着重强调“经世致用”之思想.《论语说》不仅对清代《论语》诠释学的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还成为了颜李学在江苏、安徽等地传播的重要媒介.     

孔子“论诗”与“删诗”新解

先秦元典中"诗"的含义存在演进过程,对其本义的理解应结合语境。以《论语》和《孔子家语》为代表的儒家元典中,孔子"论诗"可分为三类:先秦普遍意义上的四言诗;包含先秦诗学精神和政治教化功用的一种文体;《诗经》三百篇之原始定本。可以结合《诗经》逸诗在其他先秦典籍中之应用推测出孔子或其他先秦学者在删诗时秉持的文学之审美性和政治之实用性标准。从相关《诗经》著述序跋中可以总结出,南宋王柏的诗经学著述《诗疑》受朱熹诗经学观点的影响,也提出"删诗",有学术功利化的色彩,其说和"孔子删诗"说的区别在于其创作动机。该观点体现了南宋时期诗经学研究的经学性和文学性的冲突。     

“红学”一词的由来

一般人都知道“红学”是研究《红楼梦》的一门科学。但是,“红学”一词最早出自何人之口,说起来,这还是一个笑话呢。 自清乾隆以后,社会上不少人热衷于研究“经学”。埋头钻研易、诗、书、礼、春秋等几部经书。当时有个叫朱子美(昌鼎)的人,他也是个小有名气的学者。但他却对经学不感兴趣,而喜欢看小说。特别是《红楼梦》,他更是爱不释手,有一次,     

“附录纂疏”体经学著作与“四书五经大全”的纂修——以元代新安经学为叙述中心

明永乐年间官方纂修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9部著作中有7部以元代新安经学著作为底本.新安经学著作因徽州、建安发达的刻书业而广泛流布,为“大全”取材提供了可能;而新安经学的“附录纂疏”体例则是“大全”纂修者取材新安经学的根本原因.新安经学的“纂疏”体例中保存有不少古注疏,这一特点遗传到了诸“大全”之中,对后世学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经典诠释学中的两汉经学

由经典和经典诠释所构成的经学,自汉代开始直至清末,成为中国学术文化延续的历史载体,并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心理。两汉经学是中国经典诠释学的肇端,其对经典的诠释方法形成了中国固有的解经传统,为中国经典诠释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一、经典的涵义与汉代经典诠释在中国传统经学中,经典是指儒家《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也称为“六经”。研究经典的涵义,就有     

论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口号,虽然直到19世纪末年才由孙家鼐第一次明确提出,随后张之洞在《劝学篇》和《两湖经心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中作了进一步的全面阐述,但作为一股思潮,早在19世纪60年代即已形成,并成为洋务派开展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吁请修备储才折》作者考证

《吁请修备储才折》是甲午战败后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向朝廷提出的支应危局、急图补救之策,更是其作为洋务运动“殿军”的第一个全面的洋务新政纲领,对“湖北新政运动”乃至“清末新政运动”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该折又被公认为由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代拟,以《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为题编入其文集,并被认为是“张謇实业救国思想形成的标志”.笔者通过考证认为该折并非张謇所撰,而是由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时的总文案沈瑜庆拟定初稿,洋务文案郑孝胥奉命增补,张之洞亲自捉刀增删而定稿的.     

宋教仁：共和“仁”心

辛亥革命之初“别的同志大都忙于军政事务,惟独宋教仁注意民主立法”。从《鄂州约法》,到《临时约法》,宋教仁以三权分立为理论基础,基本勾画出了共和国的制度设计方案     

“辛亥记忆”之三种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缔造民国,此实我中华亘古未有之剧变,凡我国人,均当纪念。“辛亥记忆”丛书包括《三十三年之梦》、《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孙逸仙传记》等,皆为亲历者的回忆录或根据第一手史料撰写的辛亥风云人物传记,通过对辛亥一代人杰事迹的深入探究,对清廷、革命党、保皇党、列强势力、海外志士展开多方叙事,     

书香中国

国际关系学教授张鸣近年来一头扎进历史写作中。今年适逢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继1月份出版《辛亥:摇晃的中国》后,张鸣近日又推出历史随笔集《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本书再次以老辣的笔法,独特另类的视角,触及晚清民国诸多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诸如皇宫之隐秘,女人之别样,君臣之分别,文人之     

《书目答问》得失谈

清朝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常有学生提出“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的问题,他用了二年多时间,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筛选了2200种常见的重要古籍,分门别类,编成一部为初学者指导读书门径的举要目录书——《书目答问》,于光绪二年(1876年)刊行问世。这部书一同世,就受到知识界的普遍欢迎,成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后极有影响的一部目录书。鲁迅先生说过:“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后来的蔡元培先生干脆把它作为简明、实用的购书目录。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首创目录之学以来,目录学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各学科、各门类的目录学著作数不胜数。在众多的目录学著作中,《书目答问》所以备受重视,备受欢迎,是因为它贯彻并体现了方便、实用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