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

十六国时期，在西周宗法制、先秦夷夏观、两汉名教思想和魏晋门阀制度的潜在影响下，汉民族正统意识不仅因藉民族矛盾的激化浸透南北汉民族人心，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北方各胡族人民的政治观念。十六国胡族政权出于维护统治的名份需要，从汉化传统中寻找理论依据，出现了奉有德政权为正统，视无道政权为僭伪；奉中原政权为正统，视周边政权为僭伪；奉大一统政权为正统，视偏安政权为僭伪等正统之争。但是，传统的汉民族正统观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亦非口头上的正统之争和浅层汉化措施所能化解，故直至北魏统一北方后，随着孝帝等胡族统治推行深层汉化政策，北朝诸胡族政权才通过政治、经济、化习俗的彻底汉化实现民族融合，并最终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成为与南朝诸汉族政权分庭抗礼的中原胡族王朝。     

十六国匈奴政权特点

十六国时期，匈奴在北方建立了四个政权，该期匈奴政权的建设具有自身特点。在职官制度上，尽量沿袭魏晋制度，同时，又保留了胡制体系。在政权形式上实行胡汉联合专政，在职能分配与权力分配上采取胡武汉、胡重汉轻的做法，以确保匈奴贵族的支配地位。在封建礼仪上，效仿汉族政权祭天祀祖，修城池宫观，以表明其正统形象。     

十六国时期匈奴四政权建立及其异同

十六国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纷纷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其间，匈奴族共建立四个政权。本试图通过对匈奴四政权建立道路的阐述，揭示其政权的建立具有乘乱而起，依靠宗亲，以部立国以及建国仓促等共同特征及其诸多差异。     

十六国匈奴政权短祚探缘

十六国时期的匈奴政权，立国时间颇短。其原因，既有外部局面动荡的因素，也有其内部统治腐朽的因素。但从深层次探讨，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突如其来的胜利冲昏头脑，狂妄自大；在学习先进民族经验时，不加辨别，以莠为良；丢弃了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人力匮乏，素质蜕变，战斗力下降。这些致命弱点，导致其短暂的国祚。     

魏晋十六国经略河湟探赜

河湟地区作为政治、军事、经济和交通的战略要地,历来被各朝所重视。曹魏西晋在两汉经营基础上采取稳定河湟、安抚诸羌的政策,一方面承袭东汉的郡县体制,在河湟地区设置西平郡;另一方面以护羌校尉节制安抚河湟诸羌。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汉、鲜卑、氐、羌和卢水胡部族建立的前凉、前秦、后凉、后秦、南凉、西秦、北凉等诸政权相继深入河湟展开经营进行角逐,并随着河湟地区复杂的民族形势以及十六国各政权间的战和关系变化而不断调整改变经营策略和方式,各政权在河湟地区定都城、置郡县、设护军,发展经济和农业,传承传播中原政治文化制度,开发建设河湟,更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青海魏晋十六国墓葬的鲜卑文化因素

参考近年来内蒙古及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有关鲜卑墓葬的研究成果,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对青海地区魏晋十六国时期已发掘的几处墓地进行了梳理,认为西宁市陶家寨墓地M1、共和县合洛寺墓地M01--M04具有明显的鲜卑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与内蒙古东大井墓地有着渊源关系,并结合历史资料初步推测出这些墓葬主要是与秃发鲜卑有关的遗存。     

河西出土魏晋十六国文献纪年信息申论

河西地区出土的魏晋十六国镇墓文、墓券、发愿文、写经题记等文献中的纪年信息,涉及魏晋十六国时期曹魏、西晋、前凉、后凉、西凉、北凉等政权统治河西的各个阶段。考察这些纪年信息,对了解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政局变化和民众对这种变化的适应过程以及普通民众对所在王朝的认同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十六国时期辽西经济中心的形成与发展

十六国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在辽河流域最为突出的少数民族政权是鲜卑慕容政权。随着慕容氏政权的不断强大,其所控制的辽西地区便逐渐成为辽河流域的政治中心。慕容氏统治辽西时期,不但政治稳定,其封建统治方式和发展经济的各种措施,也极大地推动了辽西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以前辽河流域最为发达的辽东地区,从公孙氏政权灭亡后,便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其地位逐渐被辽西所取代,从而形成了辽西经济中心。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鲜卑史略

魏晋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大量内迁。时鲜卑诸族亦大批入居河西,势力最强的河西秃发鲜卑建立了“南凉”政权,并与河西其他民族进行了长期的争战融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族关系等各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十六国时期战争中的军粮问题研究

以十六国时期战争中的军粮问题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战前军粮筹备、战时军粮供给对战争的影响。认为粮食对根据地的选择有制约作用;军粮补给状况是交战双方制定相应征讨策略的重要依据;军粮供应危机的化解是战争能否取胜的关键。十六国时期,征战双方在军粮问题上展开的一系列颉颃,展现了军粮在战争中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农牧业之外:渔采狩猎与魏晋十六国河西民众生计

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地区,除了在民众经济生活中占据主要内容的农牧业,渔采狩猎等多种谋生手段也应当起着调剂余缺甚至更为重要的作用。对民众而言,在某些时期,由于渔采狩猎诸业较之农牧业有更加简易的优势,因此也成为民众谋生的手段。又因该时期河西山林川泽资源丰富和长期战乱等因素的影响,使渔采狩猎等较多的非农、非牧谋生方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长期影响河西民众社会生活的内容和质量。     

华夷观在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曲折演变

魏晋时期呈现出极为森严的华夷观,江统的《徙戎论》可作为代表性言论。西晋为夷狄所灭后,其华夷观如何转变？按照传统华夷观,华夷双方要遵守“内诸夏而外夷狄”,然而进入十六国时,夷狄却在中原建朝立业而成为历史主角。他们虽困苦于传统华夷观,但为了既巩固统治基础,又赢得华夏支持,不得已尝试“变夷从夏”。其主要体现在寻找和华夏同源共祖;倡导并传播儒学思想;强调以“受命者”、“有德者”得天下;宣传以“仁爱者”治天下。华夷关系至此出现全新的变化。     

考古所见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宗教信仰——以河西走廊为例

魏晋时期墓葬中佛教因素的出现,北凉石塔的流行和石塔神王像的中国化思想,说明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改造在逐渐进行。河西走廊地区的道教也有一定程度的流传,天师道、方仙道、黄老道等道教支派都曾在河西传播,其中尤以方仙道最盛。民间崇拜主要表现为神树、社树崇拜。     

民族融合背景下西北边疆民众的生存空间——以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为中心

魏晋十六国时期,位于西北边疆地区的河西走廊诸河流域水草丰美,又因其地当丝路孔道,成为汉、匈奴、鲜卑、氐、羌、粟特等从事农、牧、商业的各族民众生活的基本场所。他们在绿洲之上择善处而居,或城或坞,或穹庐草屋,甚或洞窟。但城、坞、穹庐的居住者已不再单一,仅凭居住形式的不同已很难区分居住者的身份,如城内居有胡汉各族官员,高大的穹庐内也可能居住各族酋豪或政府属佐,这是民族大融合时期民众生存空间中出现的新气象。     

关于十六国时期“胡汉分治”问题的思考

“胡汉分治”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政权经常采用的民族政策之一,但是它的发端却起自于十六国时期,十六国时期所实行的“胡汉分治”政策,不仅是历史的选择,更是现实的选择,这一政策的推行有利于缓解民族冲突,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论儒学影响下十六国少数民族君主的思想转变与尚文倾向

十六国少数民族君主在入主中原建立割据政权之后,能积极汲取儒家文化的丰厚养料和有益因素,提高自身文化底蕴和儒学修养,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确立儒家思想的指导地位,以儒学德政理念治国安邦,在社会生活领域实践儒家的道德规范,奉行“仁义礼智信”的价值准则,同时还“善属文”“好诗咏”,以“引诗”“赋诗”与“献诗”作为君臣交流的重要方式。这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和模式,完善了北方的学术与文化环境,更在整个统治阶级上层呈现出整体尚文的倾向,奠定了北朝儒学建设的政治与思想基础,对之后的隋唐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一道习题谈“十六国”概念的理解问题

一些高三历史复习资料中有这样一道习题：“十六国”是指在东晋统治南方的时候     

栖息在frontier的“蚁群”——序孙彦著《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研究》

frontier译成汉语是国境、边境、边界或新开拓地的意思。其实,从大量的美国西部片里那一批批追逐黄金、农场的frontiersman（拓疆者）的身影中,我们更多地感受到了开拓者们那种冒险的精神和征服的欲望,因此,frontier也表现出了一种精神,这也就是frontierspirit（开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