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与太平天国革命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和基本群众主要是客家人。太平天国起义是在客家人的鼓动与组织下兴起的。因此,太平天国文书和人员交往多用客家话。在大平天国的条规、制度和成员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反映了客家人的风俗习惯。究其原因,实与客家人的政治、经济生活动荡不安,以及客家民系勤劳勇敢、富于冒险进取等性格有关。     

浅析清代的四川客家移民

“湖广填四川”被看做是清代前期移民史甚至是整个中国移民史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在四川的移民中,有一部分的客家移民,300多年来,四川客家人从处于弱势地位上传承着客家自己的文化。本文运用对比的研究方法,稍微探讨四川客家移民与湖广移民的异同,从而得出四川客家移民的民族特征。     

太平天国时期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反封建起义

太平天国时期(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四年)及其革命失败后的十余年间,在内蒙古地区先后发生的以蒙古族人民为主体联合汉、回各族人民的反封建起义,是以太平天国为主流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清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探讨和研究这一时期蒙、汉各族人民的反封建起义,对于研究太平天国革命与全国少数民族起义的关系问题,以及丰富中国近代史的内容     

从客家传统看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矛盾性

本文从社会史、文化史方面探讨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内在矛盾性。客家传统对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有着深刻影响。太平天国妇女政策只是以一种传统“革新”另一种传统，它有文化革新意义，但没有达到解放妇女的高度。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内在矛盾性正是客家传统妇女观内在矛盾的直接体现。     

南京建立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碑

南京建立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碑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於一月十一日——太平天国起义一百零一年的纪念日,举行准备已久的纪念中国人民革命的丰功的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碑隆重的揭幕典礼。这座白玉石做的纪念碑,高矗在天王府遗址门前的右首,碑上镌刻“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碑”十一个饰金壮丽的大字,是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的手笔。纪念碑上的周边的花纹,是以     

江西客家人移民广西的历史考察

江西客家人从宋代开始移民广西,是移民广西最早的客家民系。其移民主体主要集中在宋元时期,明清后逐渐减少,移民性质突出表现为政治性移民。移民迁出地以赣南地区为主,迁入地主要集中分布在桂东北地区。江西客家移民的到来,为广西客家方言的形成、客家采茶戏的传播和桂东北地区商业的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移民与东江客家文化形成初论

根据移民与族群及其文化形成的相互关系,阐述东江客家文化是历次中原移民南下,与土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中秦代进军岭南,东江作为首途之区,产生客家先民;东晋南朝移民,孕育了客家文化;宋元移民高潮,以主客户比例变化,共同经济模式和共同心理素质,以及客家方言的形成等为标志,显示东江客家及其文化个性定型成熟,与梅江客家一起出现在岭南文化版图上。     

清政府对太平军的分化瓦解

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软硬兼施,一方面是真刀真枪的战场斗争,另一方面,也对太平军大力分化瓦解,招降纳叛.史学界对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的研究相当充分,对清方的分化瓦解却比较忽略.其实,在这方面,也是应该充分注意的.     

客家、壮族妇女遗风与太平天国妇女习尚析论

客家、壮族妇女遗风对太平天国妇女习尚和妇女政策的影响巨大,主要表现在生产劳动、参军作战、参政为官、社会交际、恋爱婚姻、妇女不缠足、宗教活动、妇女服饰、妇女教育等方面。这种影响与太平天国发源地——广西地域客家和壮族妇女遗风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广西客家、壮族妇女习俗在太平天国内一种天然的继承和发展,并非是太平天国解放妇女所采取的主动措施。     

太平天国起义与广东天地会起义之差异

广东天地会起义与太平天国起义作为同时代发生的反清起义，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时间、地点、规模等表层因素上，而且还反映在启动源、发动媒介与政权形态、变革社会的程度等深层次因素上，太平天国起义的启动源为对西方文明的认知与追求，而天地会起义的启动源为“反清复明”；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对西方文明的认知与追求既具有救亡意义，又具有发展意义，而“反清复明”只具有救亡意义。太平天国起义的发动媒介为拜上帝教，而广东天地会起义的发动媒介为天地会，这一巨大差异使两次起义所建立的政权形态也呈现出重大区别，即太平天国为“政教合一”的统一政权形态，而广东天地会则建立了众多世俗的政权，在变革社会时太平天国试图用西方文明从各方面改造中国，体现出了中国社会进步方向；而广东天地会仍跳不出小农与封建思想的藩篱，起义只停留于推翻旧政权这一肤浅层面上，正是这些差异，使得这两次起义的时代意义与历史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从鸡歌看客家人的精神气质

广西博白客家地区流行的鸡歌是一种特殊的民间文学样式。可从鸡歌的内容和演唱环境,分析鸡歌蕴涵的客家精神;客家鸡歌体现出客家人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社会风尚,反映客家人勤劳务实、诚实守信等优良传统;鸡歌体现了客家人幽默风趣、乐天知命的性格和敬祖孝宗、崇信鬼神的精神特性。     

梅州客家山歌剧形成之要素

客家山歌早在唐代已经流行,而客家山歌剧则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方产生。以梅州客家山歌剧为具体分析对象,剖析其形成之要素,可认为客家山歌是其形成基础,唱山歌方式的转变是关键,戏剧运动是催化剂。这三个因素的具备,最终促成了客家山歌剧的产生。     

谁是“畲”，谁是“客”：《逸经》之畲客问题讨论

自清代客家人意识展现以来,客家人对用于指称他们的词语皆极为敏感。进入民国,因谈论客家引发的说客风潮就有三次。《逸经》杂志因发表一篇小文引发“畲”“客”讨论,它成为民国因说客问题引发的第三次大风潮。在这次风潮中,客家人对其中国性的强调得以再次阐扬。     

明清广东方志中有关客家方言的记载

"客家话"是伴随着客家意识产生而产生的一种方言名称,是显示客家族群特征的一个重要载体。从明中叶开始,广肇惠地区出现客家方言的称谓,在同一时期的粤东北地区没有把自己的方言称为客话。清末民初时期,客家方言名称传入粤东北客家人聚居的核心地带,并被客家知识分子接受与传播。     

流寓民的差别性户籍制度与客家民系的形成——基于人口流动与社会分层的分析

人口迁徙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动力之一,常受到历代户籍制度的约束。针对流寓民,统治者制定了有别于土著居民的户籍制度,如宋之"客户"、明之"附籍"、清之"客籍"等。户籍制度与客家民系存在密切的关系,学术界忽视了户籍制度本身与客家民系形成之间的关系。"客户、客籍"名称未必是近现代"客家"名称的直接来源。户籍制度是国家政权控制社会资源的重要手段,差别性户籍制度不仅对流寓民进行户口确定,而且进行社会身份的标定。明清时期,土著与流寓民之间激烈的经济政治斗争,强化了族群的自我认同,推动了赣闽粤边区客家民系的形成,而清代摆脱"寄籍"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催化作用。     

罗香林与客家研究论略

罗香林是客家学的奠基人,代表作为《客家研究导论》。其主要历史业绩有五:提出"客家迁徙运动五个时期"说,这是罗香林客家学说的核心;主张客家"混化说";"客家界说",阐发客家"特殊民系"的理论;首次较全面标定客家分布地域;利用谱牒研究客家问题,实现研究方法上的重大突破。     

《崔炜》:最早有关客家先民的小说

晚唐裴钅刑《传奇》中的《崔炜》是一篇最早关于客家先民的小说。它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方面的价值,为我们了解客家先民打开了一扇窗户。     

“客家”称谓之始与永安社会——以清初屈大均《永安县次志》为中心

随着客家研究热潮的兴起,对于"客家"名称的由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接影响到客家社会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以康熙二十六年广东著名学者屈大均所编《永安县次志》为中心,结合当地族谱等民间文献,讨论"客家"称谓之始与当时永安的客家社会;认为《永安县次志》所提"客家"是至今所见最早的文字记载,所载围楼、风俗等,与梅州地区大同小异;研究明末清初的永安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变迁,对于研究客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客家山歌的文化生态保护对策初探

客家是中华民族一支独特的民系,作为客家民系重要文化遗产的客家山歌引人注目、具有代表性。客家山歌的传承方式虽多样化,但客家山歌仍处于濒危状态,客家山歌的振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时代课题,更是一个战略发展研究课题。注重客家山歌与其它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间的联系,将客家山歌纳入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强化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之间的关联性,确定保护重点,加强项目保护,加强政策研究,建立保障机制,将客家山歌进行综合性研究、保护与传承。     

略论黄遵宪"我手写我口"与客家情结

黄遵宪作为客家人，其浓郁的客家情结对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有着巨大影响。在理论方面，他力倡“新派诗”，主张“我手写我口”；在诗歌创作上，他继承粤东客家文化传统，有意识地以客家方言入诗，并顺应时代潮流，将新观念融于诗作之中，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