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文章对《道德经》的读以致用——阅读的“潜水作业”之十

阅读的“潜水作业”是实现经典深阅读的有效方略.曾子6篇文章引用老子《道德经》23例,体现了儒家“有为而治”和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差异和融合.综观曾子对《五经》和《道德经》的读以致用,可以断言,是“六经博士”支撑了曾子文章.     

不必“代圣贤立言”

从汉代至宋代迄于明代,对儒家学说的研习,经历了由传注训诂（章句注疏）到“自我作论”（阐明经旨）,再到“代圣贤立言”的过程。对于文人而言,“代圣贤立言”,除了释儒家经典外,莫过于为一朝撰史、为某人立传。这种撰史、立传的方式,则往往视圣人不见,或“私拟圣贤”,只剩下“六经注我”了。     

四部文献学术源流述略(二)

一、经部 按照我国传统的图书四部分类体系,经部冠四部之首。 （一）“经”由书籍通称到专指儒家经典 “经”本是书籍通称 “经”字,其初文为“巠”,本义是“经纬”。甲骨文中未见,始见于西周金文,已具“巠”、”经”二形,义为“经营”。到了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经”字才有了“经典”的意义。《国语·吴语》有“挟经秉桴”之语,韦昭注:“经,兵书也。”这是用“经”字指称典籍的最早记载。先秦诸子中,用“经”指称各家之书者不乏其例。《墨子》有《经》上、下篇,又有《经说》上、下篇,《韩非子》的《内储说》与《外储说》,在叙述上分“经”、“说”两部分,论点为“经”,例释为“说”,以阐述法治思想。这是法家典籍。可知,当时以“经”名书,并非专指儒家典籍,而是书籍的通称。战国时期的所谓“经”,是指提纲挈领的文字,由于它语义重要而文字简略,所以需要有所谓“说”对其作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儒家经典垄断“经”的称号 凡书皆     

我国历史上的刻石工程

刻石,即是刻写石经,也就是将儒家经典刻写在石头上。自公元2世纪至18世纪,我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刻石工程有7次。第1次刻石东汉灵帝刘宏接受蔡邕的建议,于熹平四年(175)开始把儒家经典刻写石上,这是儒家经典的第1次刻石,历史上称“熹平石经”。因为石经的字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一种字体书写,     

儒家思想在刘国钧创业实践中的运用

刘国钧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他创办的大成企业创造了中国纺织业史上的奇迹.在创业实践中,刘国钧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企业名称体现了“以和为贵”“集思广益”的儒家中庸思想,企业精神体现了“修养之道”“立身之本”的儒家慎独思想,企业管理体现了“修齐治平”“自强不息”的儒家仁政思想.     

考述关羽形象经典化的过程

关羽(约161-220),字云长,河东解良(今山西运城)人.东汉末年著名将领,追随刘备聚众起兵,是刘备最为信任的心腹将领之一.关羽去世后,其形象逐渐被后人神化,一直是历来皇家推崇和民间祭祀的对象,被奉为“关公”,崇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关羽不仅受到中国传统儒家的崇祀,同时又受到道家以及佛家的膜拜,是横贯儒家、道家、佛家三大中国教派的神祗.考述分析关羽个人形象经典化的过程,有助于加强人们对这个历史人物的深刻理解.     

《文心雕龙》中的“经典”考——兼及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经典与经典化问题

讨论《文心雕龙》中的“经典”问题的前提有两个：一是经典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正如佛克马、蚁布思所说，“没有任何地方像中国那样拥有如此严格地、如此长期地被尊崇的经典：维持了两千多年一直到本世纪的儒家经典。这些经典包括《易经》、《尚书》、《诗经》、《春秋》和《礼记》。”1经典及对经典的研究——“经学”构成了后人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资料宝库。二是《文心雕龙》中对经典的重视。“经典”一词在《文心雕龙》中的出现频率是相当之高而且其地位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吴林伯在其《〈文心雕龙〉字义疏证》中指出…     

论北宋学者对汉唐经学的批评

儒学的危机引发了北宋学者的文化忧患意识，他们出于维护儒学权威、阐扬儒学价值的目的，对经道关系、汉唐经学以及儒家经典进行了重新审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们的尊儒、崇道、宗经等意识比汉唐儒者更为强烈；二是出于“卫道”的目的，对儒家经典进行了重新审视；三是在提倡经世务、重义理的同时，对汉唐经学进行了反思与批评。但是，北宋学者对儒家经典的新观察不是为了损害儒经的权威，而是为了强化经典与“圣人之道”对社会生活的支配作用，重建对经典、对儒学的信仰。他们虽然对汉唐传注之学有过激烈的批评，但并不否认传注对于理解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北宋学者通过对传统经学的反思与批评，促进了经学变古和儒学革新，使儒家经学走出了汉学，构建了宋代经学的基本特征，为儒学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汉代复兴儒学先驱陆贾“以民为本”的教化观考证

陆贾不仅是我国汉代首位提倡教化的政治家,同时也是汉代复兴儒学的先驱。陆贾对先秦儒学所倡导的“以民为本”教化思想予以继承,倡导在性善论中学习先秦儒家经典。     

后蜀的石质图书馆——《孟蜀石经》

《孟蜀石经》是儒家七部刊刻上石经典中经注合刻、字数最多、最早汇集“十三经”的一部经典,在中国文化史、图书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现在仍然有少量残石和拓片留存于世.     

宗教仪式·社会制度·社会无意识——论儒家之“礼”发展的三个阶段

在儒家之“礼”的演变过程中,有着从宗教心理层面到社会意识层面再到社会无意识层面的过渡。作为“社会无意识”的一部分,这种超越了最初宗教意义上对心理威慑力及后来社会法制意义上对人的肉体行为强制力的“礼”才是儒家之“礼”的最高级形态,真正做到了使人“徒善远罪而不自知”,发挥出“礼”对人心统治的最佳效果。     

论高校档案与思想政治育人工作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中有“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教育的三大目标中首要目标是明德,即保持一颗向善之心.其次是亲民,即倡导仁政.最后才是止于至善,以达到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中国古代育人理念值得我们借鉴,即育人宜先育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德、智、体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胡锦涛强调指出“德育为先”.当前,我国很多高等院校都将“德.育为先、能力为重”作为高等学校办学的指导思想.     

浅谈春秋决狱

“引经决狱“又称“春秋决狱”,西汉武帝时期,为了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汉武帝在政治法律领域开展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化运动。为了使儒家的指导思想与法家化的法律之间实现统一,董仲舒开创了春秋决狱,即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的精神来定罪量刑,把儒家经义应用于法律的实践之中。春秋决狱在断狱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不成熟的断狱方式所带来的危害。 由于社会制度和历史背景的原因,我国古代的春秋决狱原则没有随着整个世界法律的进步而发展,仅仅调整了个案的衡平。而对比西方,英国的衡平法却在不断的发展进步,成为了成熟的法律体系。     

从经典再造到返本开新

近年来,很多出版社出现“啃老”现象,将老一辈学者、作家的作品翻检出来再版或者重印.但是“啃老”并不等于经典再造.经典再造的核心是内容文本,历久弥新;经典再造的魅力在于文化守望与深耕的创新.从经典再造到返本开新的过程中,所有经典的意义是由作者、读者、研究者(含出版者)共同创造的.     

回望经典:中外档案学的比较与借鉴——第三届档案学博士论坛会议述评

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以“回望经典:中外档案学的比较与借鉴”为主题的第三届档案学博士论坛.论坛的诸多内容对档案工作及档案学的研究发展具有指异和启发意义.文章从经典回望与思考、中外比较与借鉴、当代成就与反思三个方面阐述了会议的主要内容,以享读者.     

五代国子监刻书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论文简要介绍了国子监的概念和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分析了五代国子监刻印儒家经典的缘由、过程及五代国子监刻书的重大历史意义及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论中国最早的石刻教科书——《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是第一部大型石刻儒家经典,也是第一部官方教科书,它的刊刻促进了儒家经学和教育的良性发展,同时,《熹平石经》杰出的书写也使儒家正统教育从核心内容到书写形式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画中有话

“在过去的5次市场动荡中,经济学家预测到了15次。”“人民币5·18升值”的传言破灭,让人想起了经济学泰斗弗里德曼这句著名的调侃。“许多公共投资项目建成之日即亏损之时.”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工程管理研究所副所长邓晓梅博士说。中国很多大型建筑由于盲目求大求新求洋,在一次性的高额投资之后,往往伴随着长期高额的运营维持费用。     

唐朝时期“日籍”的汉化现象

唐朝时期,中国典籍为日人关注,日本使者来华研读汉学经典,把大量的汉诗文集和儒家经典带回日本,影响了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出现了“日籍”（日本人创作的书籍）在内容上直接引用、创作手法等方面模仿中国典籍的汉化现象。     

中央太学的最后一部石质图书——蒋衡与《乾隆石经》

蒋衡用十二年的时间书写完整的儒家经典——《十三经》,在乾隆朝刊刻上石,至今较为完整地保存在北京国子监,成为我国的重要文物。《乾隆石经》既是儒家经典的范本,也是中华文化精神和蒋衡书法水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