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帆船到铁路:漕运与中国交通工具近代化

漕粮海运是清代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由于牵涉到“雇商海运”,使得它直接推动了中国传统木帆船业的发展和壮大,但由于外国轮船势力的入侵,以沙船为代表的中国木帆船丧失了沿海贸易的主动权;在与西方势力争夺沿海航运权的过程中,李鸿章利用漕粮海运的利润,创办和支撑了洋务运动的最重要的企业轮船招商局,同时也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化的轮船运输业;晚清铁路参与漕运最终得以实现。简言之,漕运对于清代运输工具的变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清代漕运官员的沿革、职能、权力博弈与漕弊——以漕运总督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漕运是清代封建国家之血脉,对于维持中央政府政治、军事、经济的正常运转有着巨大的意义。作为主管漕粮运输事务的漕运总督,与仓场总督、河道总督等专业技术性大员一样,共同构成了机构健全、管理完善、分工明确的国家漕运系统。除掌控漕粮收兑、运船修造、漕丁检选、查验回空、催攒漕欠外,漕运总督还担负着部分河道、仓储、盐政、屯田、赈济、军事事务,在封建国家行政体制上的位置异常重要,甚至与清朝国运息息相关。     

试论晚清的商办铁路政策

甲午战后,清政府开始大规模修筑铁路.其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清政府的铁路政策在官办与商办之间摇摆.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中止了商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

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其间,中央管理机关更迭频繁,各铁路公司迟迟不将铁路的各方面资料上报。这些情况既反映了社会转型期表现于管理结构上的必然调整变换,也有权力交接上的朝廷与地方,中国与投资方国家的矛盾斗争。     

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

甲午战后,清政府开始大规模修筑铁路,其铁路政策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官办与商办之间摇摆.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晚清时期的国有铁路运价问题初探

晚清时期,我国已建成并运营的平汉、沪宁和关内外等国有铁路已初步建立客货分等运价制度。但其运价权和运价制度均受外国资本集团主导,其结果是各路运价制度纷繁复杂,且不利于我国工商业发展。为此,邮传部成立后试图进行治理,但成效并不明显。运价权丧失、运价混乱和运价政策缺失等成为这一时期我国铁路运价的主要问题。     

保漕与禳灾:明清时期南旺分水龙王庙的功能及影响

基于保障漕运的需要,明清两代河漕官员多次重修和祭祀南旺分水龙王庙。有明一代,汶上南旺一带水患频发,南旺分水龙王庙主要发挥了抵御水患、防洪护堤的职能。清代漕运的重要性被提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南旺分水龙王庙因而得到统治者更多的关注,成为河漕官员表达利益诉求和祭祀理念的重要场所。庙内供奉的龙神、宋礼、白英等神灵主要是为了满足明清国家保障漕运、平息水患等利益诉求,而关帝、观音、文昌、刘猛将军等神灵则体现了地方精英和普通民众在禳灾、教化和祈福等方面的信仰需求。在明清国家和地方社会的共同作用下,南旺分水龙王庙呈现出强烈官方性和正统性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和民间色彩。     

异域视角下的晚清教育:观念、内容与方法

在异域人士看来,晚清教育不仅观念陈旧,而且在内容与方法上存在严重问题。观念陈旧体现在将教育定位成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过度强调教育的功利性而忽视教育的自身价值;内容问题体现在古典教育占据了教育的绝大部分内容,鲜有科学教育的成分;方法问题体现在念、背、打等灌输法而非启发法依然是教育中主导方法。其结果使教育也使得教育所培养的人仅能成为现存社会的被动适应者,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者或引领者,这是中国教育乃至社会难以实现新陈代谢的主要原因。     

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的晚清侦探小说翻译

在晚清的文学翻译中,尤其以侦探小说翻译数量最为众多,最受大众欢迎,影响最为深远。本文通过简要介绍晚清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根据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分析了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兴起的缘由。本文旨在指出此次侦探小说翻译热潮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文学传统背景。     

论后殖民理论视角下晚清小说的翻译

晚清时期是中国翻译史上一个非常重要且独特的时期,其翻译事业的繁荣程度和小说翻译的数量之多令人惊讶,当时的翻译活动及译本也存在其独特性.晚清小说翻译活动对中国当时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女娲石》:晚清女权小说背后的男权视角与国家想象

《女娲石》是描写晚清妇女运动的典范之作,小说描写了女性身体的肉欲和禁欲两级形态,流露出对男性世界的极端仇恨,而这种女性解放实质上对男性世界的拟像,是男权话语操纵的样本。男权立场社会的拟像主要体现在叙事视角、叙事风格、叙事声音的男性化等三个方面。《女娲石》并没有西方女权主义话语诉求的反抗父权的声音,实质上只不过是男性用以救国启蒙的工具,因此,女性自身"身体"并不属于女性自己,而是为民族国家话语所征用,这也是知识分子在民族国家危机时刻焦虑的表征。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标语论析

标语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载体和工具,具有价值引领、社会教育、政治动员等功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标语的内容、发布、使用也存在种种乱象,对政府权威和国家治理造成消极影响。必须注重标语的正面宣传;进行标语的话语创新;注意标语的使用限度,做到内容健康、使用得当、传播有力,将之有效转化为民众所接受和掌握的强大思想武器。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视角下的滨州铁路交通发展战略

交通运输网络是形成城市体系网络系统和城市群系统的物质条件和必要前提,交通条件的改善对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和构建区域最优的空间结构起着重要的作用。黄蓝"两区"的开发特别是黄河三角洲被定位为"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大运量低排放的铁路运输势在必行。在分析滨州铁路现状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滨州铁路交通的调整策略。     

拓展与变革:国家治理视角下政府审计的发展路径

财政透明是公共受托责任的必然要求,对实现国家善治具有重要意义,而政府审计是实现公共财政透明的必要手段。但我国公共财政透明度不高,与国际规范存在较大差距:在政府信息公开层面,信息披露避重就轻,公开范围有限,内容粗糙;在法律层面,缺乏专门法律对财政透明的制度化和常态化进行约束。财政透明化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它不能仅局限于财政,也不能囿于传统政府审计职能。因此,政府审计应拓展其原有职能和变革审计组织形式,实现公共财政透明化,从而达到国家善治。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指中华民族从心理层面和社会文化层面对这一共同体的自觉认知和理性把握,其中"自觉意识"与"话语意识"有着独特的价值。在中国学术研究领域,以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社会格局理论"为代表,多学科广泛开展研究,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教育学领域也以此理论为基础,广泛开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党的网络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网络治理已经成为新时期党执政的新形态,国家治理现代化迫切要求提升党的网络治理能力。提升党的网络治理能力是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党的网络治理能力面临着诸多挑战：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现实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及价值理念多元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网络治理仍然缺乏应有的认识和重视等。需要从加强顶层设计、掌控网络话语主导权、构建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网络公民的良性互动机制、提升各级领导干部的网络治理能力等方面提升党的网络治理能力,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女性权利观

中国现代化进程趋向从传统性转向现代性,其重心发展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等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人们享有的权利是否更有保障。在国家治理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对权利的需求更加渴望,尤其是中国女性权利在社会各方面的认可程度。本文中阐述了女性权利观的现状以及现实意义。     

崇贞重义:士大夫视角下的晚明妓女

晚明妓女以爱情贞节、政治气节著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士人的塑造。晚明官妓的文化素养、社会女德的兴盛、复杂的社会现实都是影响晚明妓女形象的现实因素,而士人在政治、文化中的失落则是他们美化妓女形象的根本原因。晚明妓女形象贞义化,一方面是对士人节行的讽谏规劝,另一方面则是对儒家道德的质疑。同时,这种寄兴亡于艳情的文化感伤也延续成为清代士人表达末世情怀的手段。     

简论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铁路的发展及国家干预的开始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英国铁路发展的重要时期,1836-1837年的铁路疯狂建设(Railway Mania)使英国铁路网得到极大扩展,将近2000英里左右的铁路线奠定了英国铁路运输的基础。但由于英国早期铁路的投资完全是由私人进行的,缺乏国家的整体规划,伴随铁路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系列诸如安全之类的问题,为了切实解决这些问题,英国政府开始对铁路发展进行干预和规范。     

新媒体视角下国家治理的内涵、挑战与回应

新媒体在促进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向新型的国家治理模式嬗变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新媒体视角下,必须重新阐释现代国家治理的理念和内涵,敏锐抓住新媒体为国家治理提供的机遇,直面新媒体对国家治理提出的挑战,并且积极回应新媒体视角下国家治理面临的挑战,建立和完善网络危机预警机制,提高政府应急处理能力,搭建全球化多向交流平台,抵制网络霸权。这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会显得十分迫切而又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