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境界说的文化心理背景

“新理学”之境界观总体上的文化背景是那个时代“古今中西”之争这一特定的文化事件。“新理学”境界观的形成,既有对西方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的借鉴,更有冯友兰在心理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特质即“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哲学精神的特别关注。在获得此种境界的具体路径上,冯友兰又提出了所谓“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而“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则又分别代表着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思维方法或哲学方法。     

王弼与欧阳建言意观之异同

王弼的言意观融“寻言观意”、“得意忘言”于一炉,是一种既凭借语言符号又超越其局限性的认知方法。它不仅是对先秦“言意之辨”的继承与创新,也涉及到了中国古人所崇尚的心灵境界、审美理想等问题,更与中国哲学的直觉主义思维特质密切关联。而欧阳建的言尽意论则存在着诸多不完善处,不符合中国哲学的思维特质。同时他们的言意观与西方语言观有类似之处,但本质不同。     

语言:筌蹄与家园——庄子言意之辨的现代观照

所谓言意之辨，包括对语言、思维与存在之间关系的探讨，这在先秦有广泛的理论基础。庄子对言意关系有多方面的论述，又归于“言不尽意”，其实质是“言不尽道”，根源于道家尚虚无的哲学本体现。其主要涵义是：语言不能充分表达主体的思维和体验。而面对“言不尽意”的困境，中西方文化都提出了不同的解救方法     

道物互映——庄子物论之一

本文认为“物”是庄子哲学的中心范畴之一,由此而形成的物论作为庄子哲学具有范畴意义的理论,表述的是人理解和掌握物的活动价值评价,确证主体生存方式,因此,物论是庄子哲学的支撑。本文分解庄子物论的理论层面之一:是形上与形下叠合而成的道物互映,重点分析了其形上学本体原理由“道—物”思维方式向“人—物”思维方式转化的特点,认为“道”、“人”、“物”三元互映于生命形式是庄子物论的至上境界和圆满终结。     

老子哲学的美学意义

本文从老子哲学基本思想和范畴命题入手，论述了老子哲学对中国美学的意义：一、“道”的哲学成就了一种伟大的、形而上的超越思想和传统，并对中国古代美学重意象、重直觉感悟的思维特征形成有重要意义。二、“德”的范畴提出，说明老子“道”的哲学，实际上也是关乎人生论的，这对中国古代以人生意义追求和人生境界实现为主题的美学形成有启示意义。三、“有生于无”论，则提供了一种特殊、有价值的思维方式，即从负面和“无”方面看问题，这对中国古代美学辩证思维方式和许多范畴命题形成，亦具有重要意义。     

庄子哲学中的直觉观念

本文认为，构成庄子人生境界的道和技是密不可分的，而直觉在人体道和日常生活技艺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庄子哲学中的直觉观念，对提升我们的人生境界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人·理性·境界--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在中国哲学中，人不仅是现实层面上的“社会角色”，而且是与生俱来的德性主体，而德性主体是直接“受”之于天而“成”之于人的，此其一。其二，中国哲学的特质，是情感与理性的合一，是“具体理性”而不是形式理性，这种理性具有跨越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对立的人主义精神。其三，把心灵存在与境界合并起来考察，说明中国哲学的境界论不仅讲主客合一，心物合一，而且讲天人合一，它是心灵的存在状态，或心灵存在的方式，因此是存在论的问题。总之，中西哲学具有不同的形态和特征，应当相互参照；中国当前需要补理性主义的课，但决不能以此为由放弃中国哲学关于人的完整性的学说；中西关于人的哲学，尤其是心灵哲学，是有互补性的。     

研究中国美学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中国现当代美学，大体上说，是“西方美学在中国”，其时代大背景是“西方文化在中国”。这里的“西方美学”主要是指西方的传统认识论美学，而不是由康德道德形上学（神学）所突破的道德美学本体论。后者正是架接中国心性哲学美学，即道德形上学哲学美学的直接参照系。美学学科应有两种不同形态：哲学体系型美学与诗性智慧型美学。当务之急，是引入康德的美学智慧（美是道德的象征），去梳理、建构中国道德美学本体论；诗性智慧型美学是中国美学的特长，我们已洞开大门。我们面临着一体两面的难题：一方面要建构道德形上美学（外），另一方面又要相应地转换思维方式（内），“合内外之道”，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形而中学”与“具体形上学”——以徐复观和杨国荣哲学思想为中心的考析

现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路向：一是尊重中国哲学悠久而深厚的学术传统,在坚守中国传统哲学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等特征的基础上,继承并开展出顺应时代发展的现代中国哲学,徐复观的“形而中学”思想,大抵可归为这一路向;二是既基于中国哲学的时代特征,又以世界哲学背景下的多重哲学智慧为思想之源,从而在中西哲学比较、融通的基础上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杨国荣的“具体形上学”思想,可以说是这一路向的代表。这两种路向,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凸显了现当代中国哲学演进中的研究视域及路径差异,但最终呈现的却都是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智慧——以“合一”而非“分之”的视野考察现实的生活世界。     

言意之辨——从哲学到文学的多层面考察

中国诗论中的“言意之辩”历来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文章认为,言意之辨源于哲学上言能否明道的问题,老庄与孔孟对此问题的看法所以相悖,乃是由于其道论属于不同的层面。基于同样的原因,魏晋玄学内部对此也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认识。魏晋时期,在文学理论上占主导地位的是言尽意论。文学史上第一流的大作家都认为言可尽意,故他们创作的主体风格是沉著痛快。唯“神韵派”持言不尽意之说,故推崇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追求言外之意、文外之旨。但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并不很大     

隐喻与庄子哲学

庄子哲学表现出鲜明的隐喻特色，其所采用的“寓言”、“重言”、“卮言”从本质上来说便是一种隐喻言说。庄子运用隐喻言说的根源乃在于其对“道”那种既“不可说”却又“不可不说”之哲学悖论的深刻洞察和成功超越。庄子哲学的隐喻性质，决定了对其文本的解读需要采用直觉而不是逻辑的方法，也决定了庄子文本具有浓厚的诗思融合之特质。     

"无言"之美——试论"言意之辨"的美学取向

魏晋时期玄学的“言意之辨”牵涉到中国古代文人所崇尚的心灵境界与审美理想、外部世界的感应通融等问题。正是基于“言意之辨”,先哲们不断丰富、发展了以象兴意、借象求境、“得意忘言”的认识、审美与创作思想。     

探究中国传统哲学中人的内在超越性

中国传统哲学自王船山以前,一直坚持“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因此,人之超越自身和“器物”去寻找更高的价值,本身并未超越到人和“器物”之外去,而是融通天人的一种“内在超越”.这种天地境界让传统中国人安然恬静地生活了几千年,但主体精神的缺失和自然科学的缺位,却成为制约现当代社会发展的一重要问题.     

意境理论与象思维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意境无疑是一个极富魅力的词语。一、阐释方式：从象思维说起。没有“象思维”之“思”就没有意境的创造。二、“象思维”与意境的渊源：（一）道家发端：大象无形是为萌芽。（二）庄子美学：与象罔说相关。庄子关于“象罔、有形和无形、虚实”的辩证解读,和老子的“大象无形”说一起构成中国意境理论赖以形成的哲学基础。而此哲学基础亦是古人“象思维”的萌芽、发展并最终定型的文化传统根基。（三）魏晋玄学：言意之辩的探讨。“言意之辩”的各个阶段皆有“象”的参与。而“辩”的本身又体现了“象思维”的动态整体的特征。三、“象思维”与意境的内涵。从根底上来说,此种与古人哲学智慧紧密缠绕的诗歌意境亦是华夏民族吲有的颇具原生态意味的“象思维”的产物。     

价值·存在·意义:儒学论略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系统,儒学的历史价值并不在于通过自身的坎陷而开出科学等“外王”。以现代化过程中哲学、文化的发展为背景,应当注意的是儒家以仁造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以日用即道为进路的形上向度、以理性精神和意义世界为内容的境界追求。仁运原则可以时时告诫人们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始终关注人的内在存在价值,并在主体间交往与天人的互动中抑制过度的功利冲动;在日用常行中追问终极之道的形上进路,为存在与“在”的统一提供一种传统的思维模式,它可以提醒人们在存在的终极关切中避免越验的玄思;人格境界所展示的理性精神与意义关怀,则可以不断引发人们致力于理性尊严的维护与意义世界的守护。正是在这些方面,儒学蕴含了其内在的生命力。     

冯契"化理论为德性"与毛泽东思想改造论的比较

冯契的“化理论为德性”，强调主体的心性修养和内在发展，追求自由德性和自由个性的理想境界，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重新解读，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改造论的补充、深化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言不尽意”：中国古代诗学本体论的重要命题

在中国古代诗学本体论里，“言意”是其重要范畴，从“言意之辨”出发，“意”是诗所追求表现的本体，而“言”则是为表意服务的，“言不尽意”因此而成为诗本体命题。它既抓住了诗美的特质，又开发了“意在言外”的美学疆域，使诗的艺术内涵和诗学的理论内涵得到丰富和提升。     

周易象数思维与文学思想

《周易》象数思维影响了民族思维方式,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古代文学思想观念的演变和发展。天人合一、阴阳互动、通变致久等思想构成古代文论的哲学基础,而“言意之辨”、“意境说”等文学思想都和《周易》象数思维有一定的关系。     

"窥探中国心灵的幽情壮采"--宗白华形上诗学建构中的"民族根性"

在创新实践中，宗白华遵循兼具西方“理智”精神和中华传统的“元学”精神的理路建构起他系统化而深具民族根性的形上诗学大厦：从论述艺术主体、艺术本、接受与世界(“道”)之间的关系中将生命的广大境界和宇宙的奥境统一于其独特的美学感悟。宗白华形上诗学体系的内在精神充分体现出宗先生对中华学术千百年来寻觅宇宙人生奥秘之“道”的穿透性领悟。     

孔子的“言意之辩”及其语言哲学之义

孔子的“言意之辩”包括言既可尽意又不可尽意,以及通过“隐喻”的方式把握道两个方面。孔子认为在名言领域是言可尽意的,而超名言领域则是言不可尽意的,这种观点是辩证的合理的;而孔子对于“语言能否把握道”的回答则是主张以“隐喻”的方式把握道,这种处理方法则是一种化认识论为实践哲学的解决方法,是中国哲学的特色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认知理性不甚发达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