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出土《老索神道碑铭》再研究

1984年河北保定出土一通《大元敕赐故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以下简称《神道碑》),现保存於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公园内。前人对《神道碑》已有些研究,首先周圣国先生发表了《保定西夏人探源》一文,主要利用1962年保定韩庄出土西夏文经幢和1984年保定颉庄发现的《神道碑》对西夏遗民进行了考究,认为西夏人在1239-1260年之间到达保定居住,韩庄和颉庄一带西夏人在保定的先祖是老索及其带到保定的西夏人。①白滨先生在《元代唐兀氏与西夏遗民》一文中对《碑铭》也简略提及,用几句话对碑铭内容作了简要概述。②梁松涛在《<河西老索神道碑铭>考释》一文中首次对碑铭内容进行全文录文,她认为此碑为复刻碑,作为军户的老索是在1227年来到保定的,但对老索及其相关人物未进行细致考证。③彭向前的《西夏遗民     

《冒氏宗谱》与冒氏来源

最近拜读《寻根》2005年第三期刊载《如皋冒氏的来源》（以下简称《如》文）一文,很有感触.冒氏之源,最早的明代《冒氏宗谱》中就可寻到,《冒氏宗谱》1984年抄印180套面世,可惜《如》文作者,对这部存世甚多的宗谱很少研究,倒是对极为罕见的、清代的、藏之高阁的《冒氏家谱》、《冒氏世谱》、《冒氏族谱》大加鞭伐.我们对此不论其源、反究其未的现象,甚为困惑.笔者通过对《冒氏宗谱》的研究,寻找到冒氏的“根”,我们认为：如皋冒姓源自蒙古,如皋冒姓的“根”在蒙古,愿与《如》文作者共同探讨.     

中國最早的文學翻譯作品《越人歌》

中國最早的文學翻譯作品當屬《越人歌》,是一位越族的榜枻人為楚國的鄂君子唱的歌,由翻譯人將越語翻譯成楚語,後經記錄傳世,成為公認的中國最早的文學翻譯作品。《越人歌》分為記音直譯與意譯兩種。 最早記錄《越人歌》的文獻是西漢劉向的《說苑》①。本文直接引用《龍溪精舍叢書》第五函《說苑》卷十一《善說》第十三則,關于《越人歌》一節載:襄城君始封之日,立于游水岸上,想渡河。楚國大夫莊幸走過來對他說:     

大禹所出举证

一、先秦人士认为禹出西方大禹出自何方？古老的．《尚书》没有说。我国第一部正史作者司马迁为了论证东方是“物所始生”，西方是“物之成熟”，“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一条规律，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举出出自西方的大禹、成汤、周文王三位古哲为证。关于大禹所出之地，司马迁明确指出：禹兴于西羌。《史记集解》引皇甫溢的见解，而皇甫曾引用猛子》的两句：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今本《孟子》无此二语，只在《离娄》章提到舜是‘陈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古书里常有多几句或少几句的情况，近年出土的竹简书…     

民族优秀文化一、二

民族优秀文化的“文明”观揭示了民族精神的本质。“文明”一词早见于《尚书·舜典》睿哲文明”,疏云:“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指治国者的道德和才能应当像太阳一样光照。《周易》一书中的“文明”一词具有和人文”一词相同的含义。它认为君子应学习天文”,研究和了解自然的道理,“以察时变”;应学习“人文”,研究和把握社会的道理,以化成天下”,使社会和个人趋于文明。我国古代文献中,“文(明)”和“野(蛮)”相对,文”是礼仪规则、思维方式和道德修养的总称。战国末期大思想家荀子说:“不敬文,谓之野”,“不敬文,谓之瘠”,不尊重文…     

《文選》爲書之性質方師鐸類書説辨證

從目録學的角度看,《文選》爲詩文總集是没有任何問题的,而方師鐸則力證其爲類書.然方先生由《皇覽》爲類書與歐陽詢之説無法證明《文選》亦若是,其《文選》"本質上就是一部類書"説乃誤解《文選序》所致.從研究方法論的層面上説,方先生之失乃因未能在出發處辨"路向".是否凡"以類相從"者便是類書?此至關重要,而方先生忽之;由《藝文...     

《文昌帝君阴骘文》伦理思想浅谈

<正>一、引言《文昌帝君阴骘文》,简称《阴骘文》,是由文昌帝君(或称梓潼帝君)降笔而成,全文共600余字。经文开篇便说,"帝君"曾十七世为士大夫,广积阴德,未曾虐民,常常救人于危难之中,并训诫世人要像"帝君"一样,存"利物利人"之心,这样便可得到上天的眷顾,赐人以福。其次,经文列举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相处的行为规则与伦理规范,指出人们遵照经文的伦理规范立身行事,近则善报个人,远则福泽儿孙。《阴鸷文》具有很强的伦理性特征,强调人们要在更广泛、更全面的意义上完善自我、完善他人、完善社会。《阴鹭文》流     

《周易》“否”、“泰”两卦的对待关系

“对待”一词,常见于易家书籍。“阴阳对待”的概念,是指阴阳相反而并立,相比较而并存。朱熹对此有过解释,他说：“是两物相对待在这里,故有文;若相离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阴爻,又有阳爻相间错,则为文。若有阴无阳,有阳无阴,如何得有文？”（《语类》卷七十六《易》十二《系辞》下,林学履问周易时所记）此处的“两物”是指阴阳两物。朱熹认为阴阳相对,又同时并立,     

《史记》地名正误四则

一、吕释之并不曾击"三秦"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吕释之)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击三秦.汉王入汉,而释之还丰沛,奉卫吕宣王、太上皇."(中华书局修订本,以下引《史记》文皆同此)按,上文"击三秦",《汉书·外戚恩泽侯者表》改作"击秦",准此,则"三秦"的"三"字衍.     

學人寄語

馬一浮先生講述六藝,絕對不只是要傳授一些古代文獻學方面的知識而已.他有使人人“復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的弘願,他要憑藉六藝之道使人們“盡己之性,盡人之性”,以體現“聖人之盛德大業”. 馬先生說:“六藝之教莫先於《詩》”;又說:“六藝之教終於《易》而已”.     

祝福与诅咒——《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论祝与诅”解读

正《左传》昭公二十年有一段"晏婴论祝与诅"的材料:"齐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公说,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左传》传文中关于齐景公的记载一共35条,昭公二十年,"晏婴论祝与诅"是其中之一。本文选择这条传文来做解说,并且对"贤人、小人之言鬼神"的异同加以讨论。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鲁昭公二十年,当齐景公之二十六年,景公在位一共五十八年,则这时正处于壮年。处于壮年的景公同时得了疥(疥疮)与痁(疟疾)     

《詩經》與兩周禮樂之關係

學界對於《詩經》的研究持續了兩千餘載,學者們從史學、文學、詩學、經學等諸領域進行把握,可謂精深而周致.音樂學界通過“歌詞”把握音樂的結構意義,亦有相當收獲.由於兩周不具備記錄音樂本體之旋律音調的條件,這焉後人認知這一時期的樂文化造成局限.音樂學界與大學術界研究《詩經》所面對的文獻具有同一性,由於樂轉瞬即逝的“時空特性”,在缺乏有效記錄手段的情狀下對樂本體深入研究困難重重,只有透過文字去揣測樂之存在以及時人對樂之理解.樂是兩周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所謂《詩》《書》《禮》《易》《樂》《春秋》,爲“六經”之一種.     

清代考官命题趣闻

清代官员,不论职务高低,也不论是贫是富,能当学政、乡会试考官,掌握"文衡",都是一大喜事.但这些职务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仅出试题一项,有的人把命都丢了. 稀奇古怪的试题 清代科举考试以"四书"为重,朝廷专门颁布有《钦定四书文》,出题似乎很容易.     

孔子《论语》中“学”的内涵

“学”从字源上来讲，见于甲骨文。甲骨文专家认为“学”字，“当从爻取义兼声”（徐中舒《甲骨文辞典》），是个会意字，篆文作“斆”字。许慎《说文》：“斆，觉悟也。从教，冖。冖，尚矇也，臼声。学，篆文斆省。”段玉裁《注》，认为“学”与“教”在古人乃是一事之两面，常相混用，既然“学”本身已经包涵有自觉与觉人，即学习与教人的双边活动，     

也说“上古时期的‘衣’与‘裳’”

《上古时期的“衣”与“裳”》(作者:柴静、白友涛,载《文史知识》1997年第 3期,下称《衣》文)一文认为:“上古时期‘衣’指下衣——裙,也用来泛指衣服;‘裳’指上衣.”我以为此说不确,不能不辩.《衣》文提出的第一个理由是:“从服装的起源来看,最早出现的衣服是下衣,人们对于‘衣’字的最早概念当指下衣.”“在上衣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说衣是上衣当然极不合情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进步,人类开始使用上衣来遮蔽前后心及臂膀,就出现了‘裳’.”实际上最早出现的衣服未必是下衣,原始人使用服装的最初动机并非遮羞,因为这并不是第一需要.在至今还处在原始社会的部落中,曾经发现过不少不穿衣服的原始民族,却从来没有发现过没有装饰品的原始民族,因而许多人类学家认为装饰才是原始人使用服装的最初动机.至于遮羞的观念,恐怕要到私有制产生以后才有,原始人并不像文明人那样因赤裸身体而感到羞耻(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中国文化史三百题》).退一步说,就算最早出现的是遮羞的下衣,也不能证明上古时期“衣”指下衣,“裳”指上衣.因为语言符号中的形式和意义的结合完全由社会“约定俗成”,正如荀子所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     

子夏传《诗》续说

谈子夏传授《诗经》(《寻根》2012年第2期),不能回避上博简《孔子诗论》作者问题.2001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有一篇被整理者定名为《孔子诗论》,计29支竹简1006字,经专家整理,百分之九十以上内容已能释读,是一篇有严密组织和中心主旨的《诗》学论著.这篇产生于孟子之前的《诗》学论著,引起海内外学术界广泛重视.其作者有孔子说、子夏说、子羔说、子上说、再传弟子说、楚地经师说等多种说法.其中影响最大、可能性也最大的是"孔子说"与"子夏说".此二说,发端于对开头那个特殊合文的释读.这个合文又见于《子羔》篇、《鲁邦大早》篇,因为与"孔子""卜子"合文字形都有些接近,在目前情况下,读作"孔子"或"卜子"都不无道理.     

“人日”考辨

晋·董勋《问礼俗》:“正月一日为鸡, 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 六日为马,七日为人。” 《太平御览》卷30引《谈薮》注:“按一说云:天地初开,以一日作鸡,七日作人也。”叶舒宪先生《人日之谜:中国上古创世神话发掘》一文认为:上述所记载的新年礼俗,隐藏著中国上古“以七天为结构顺序的创世神话”,与《旧约·创世纪》的上帝七日创世神话类似。其实,相似的说法已有不少人提出过。如叶文列举了袁珂先生的说法:     

陈抟故里考证综述──兼与唐代剑先生商榷

自《宋史》刊出《陈抟传》后，历代学者对“陈传故里”颇有争论。《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2期发表唐代剑先生《陈传、张守真事迹考》一文，认定陈传是“毫州真源人”。笔者不敢苟同，现仅就笔者所见材料作一综述，以明其实。一、证明陈抟是“西蜀崇龛”（今安岳县龙西）人的证据有三个方面。第一，陈特自署“西蜀崇龛”人，是最有力的证据。宋淳熙（1174—1190）年间，由国史院编修吕祖谦（1137～1182）奉诏编辑的（圣宋文海）里，最早收入了陈传（易龙图序》，文未有“西蜀崇龛陈传序”的署名。这七个字是证明陈传是“西蜀崇龛人”的主要…     

卓娅—苏联人民英雄主义的象征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本刊特发表《卓娅》一文,以资纪念。本文作者莫里斯·欣德斯系美国进步记者。《卓娅》选自他所著的《母亲俄罗斯》一书。本文的俄译者为弗·西蒙诺夫。     

中国经学史上的回归原典运动

一前言 一九八六年暑假,我开始撰写《清初的群经辨伪学》一书,在思考明末清初经学发展的一些问题时,阅读余英时先生大文《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①,余先生以为清初学术思想史有回归原典的现象,我受到启发认为明末清初的经典研究,是一种回归原典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