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疆界变迁对边地民族发展的历史作用

云南疆界从“边缘”地区、比较模糊的边疆至近现代国家主权层面的边界形成,与封建统治者处理边疆问题的立场相关,同时与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自我整合有关。云南疆界的形成发展变迁促成跨境民族的形成。在清后期勘定疆界过程中,边境地区民族完成了“民族”的真正转换,边疆民族“中华民族”的意识与疆界勘定关系密切,只是在国家互动关系下未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明朝前期朝贡体系研究:原因和作用分析

朝贡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央王朝(中原王朝)同边疆民族、中华帝国同周边各国(藩属)之间互动的方式之一,在密切中央与边疆、中国与藩属邻国的关系方面作用显著。明朝前期1是整个明清时期朝贡体系建立并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对整个明王朝的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处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明清时期云南毗越边地民族与中越疆界变迁

通过中越疆界形成的历史总结,认为中越之间自宋代方出现国家边界问题,历元明清三朝,云南毗越边地民族与中越疆界变迁存在着历史互动关系,二者可视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唐中叶迄元朝东亚地区藩属体制的变局及其影响

唐朝中叶迄元朝,东亚地区的藩属体制开始发生了由以汉唐为典型的中原王朝为中心到以辽、金、元北方诸王朝为中心的转变,这是唐朝中叶以来中国民族关系进入新的变化周期的结果之一。藩属体制的变局说明了契丹、女真、蒙古诸民族的历史进步,给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以重大影响,并且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治理和处理对外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2007年高考历史专题复习优化设计：专题一 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到秦朝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以来，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两汉时期初步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隋唐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元朝大一统的出现，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明清时期，在统一政权下，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强，各民族之间形成了不可分离的关系．各族人民团结互助，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民族大团结。在“一国两制”的旗帜下，祖国的统一大业，必将最终完成。     

2007年高考历史专题复习优化设计 专题一 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到秦朝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以来,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两汉时期初步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隋唐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元朝大一统的出现,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明清时期,在统一政权下,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强,各民族之间形成了不可分离的关系,各族人民团结互助,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民族大团结。在"一国两制"的旗帜下,祖国的统一大业,必将最终完成。     

专题三 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的对外交往既包括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与人员往来,也包括经济、科技、思想与文化的交流。文明史观背景下的历史复习,尤其需要注意中外思想与文化的交流及其影响。本专题涉及的主要考点集中在中国古代三个时期：两汉时期、隋唐时期与明清时期,需要关注的主要交往国家与地区是日本、朝鲜与欧洲,其中明清时期的对外关系是重中之重。     

巨文岛事件与中朝宗藩关系

中国与朝鲜自古就相互往来不断．文献表明．春秋战国时期中朝交往已成为经常性活动。朝鲜自李氏王朝建立起．就与中国形成了藩属关系，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这种宗藩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是名义上的．即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奉中国为宗主国。朝鲜定期向中国政府纳贡，中国政府要给朝鲜赏赐，中国政府可以册封朝鲜的国王，必要时帮助平定内乱．对付外敌入侵等。     

从利益角度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当今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这就存在着与单一民族国家不同的国家疆界与民族边界的异质性,也导致了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总是一致,甚至还会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试从利益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认为利益和认同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即基于利益可以产生和深化认同,又由认同来兑现利益。     

普洱市跨境民族的特点与交流

普洱市是云南省面积最大的地区。全市10个县（区）中,孟连、澜沧、西盟、江城4个县的16个乡（镇）分别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又与泰国和柬埔寨相邻,国境线长486公里,是全省唯一“一地连三国,一江通五邻”的州市。纵贯全市的澜沧江是我国通往东南亚的“黄金水道”。还有国家二类开放口岸孟连和18条对外陆路通道,具有对东南亚国家开放的独特区位优势。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步伐的加快,普洱市将成为我国对东南亚开放的前沿城市。普洱市民族众多且跨境而居,这些民族经过从古代到近现代连续不断的民族迁徙、融合而形成当今的分布格局,具有跨居国家多、民族多、分布相互交错、居住地连片等特点;双方在经济与文化交流中所获取的利益是双向的。因此,跨境民族文化不仅构成普洱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普洱现今乃至未来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中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越哈尼族跨境流动与边疆稳定研究

长期以来,生活在云南红河州与越南老街省、莱州省等中越边境地区的哈尼族跨境流动频繁。中越哈尼族之间不仅有良性的跨境流动,同时还存在诸如跨境犯罪以及跨境比较对国家认同的影响等问题。只有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并采取切实措施予以解决,才有助于维护边疆社会的稳定,促进边疆地区的发展与繁荣。     

朱元璋的边防思想及其对明代边防的影响

作为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边防思想对明代边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守备为本”的边防方针、屯田练兵的边防保障措施，成为明代边防的传统国策，他所设计和规划的边防方略使明代边防形成攻守兼备的防御体系。     

中国边疆研究感谈

中国边疆研究方兴未艾,硕果累累,但对“边疆”概念的界定,学术界不无分歧。边疆史研究尤其如此。欲界定“边疆”,应把握其特征。边疆的主要特征是文化,突出表现于社会生活方面。基于此,研究中国边疆史,应将边疆文化,将边疆社会生活作为研究重点;应进行边疆文化与内地文化的比较研究;研究方法、思维角度应做适度调整。     

塞原诗人章叶频论

章叶频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并在文学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诗人。“九·一八”事变后在《星原》第十四期上首次以红叶的笔名发表《溪畔哀歌》。在国难当头 ,他追随了左翼作家们所身体力行的诗歌大众化的路 ,在他提议下《塞原》推出《新诗歌专号》,他与塞原派其他诸诗人一道把绥远地区诗歌大众化推向了新的高潮。他不但在诗歌创作上获得硕果 ,而且在绥远地区革命文学理论方面也有突出成就。     

试论纳兰性德的边塞词

纳兰性德是清初著名的满族词人，他是继苏、辛之后把词的创作题材从狭窄闺阁庭院中解放出来的又一人，他笔下的边塞景物处处蕴含着兴亡之感和羁旅愁怀，景凄情真，既有凄婉迷离之美。     

The Body Frontier

The Finnish Art Teachers’ Society celebrated its 90th anniversary in 1996 with an exhibition `Picturing a Century’.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occasion, four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 Helsinki (Marjukka Barron, Mirka Kastinen, Iris Kärner-Kupiainen and Elina Heikkilä) organised a course ‘The Body Frontier’ involving 25 upper secondary school pupils from four Helsinki schools. One of the aims of the course was to bring forth the many possibilities art education offers, another was to expand the anniversary exhibition outside the museum walls, reaching people who do not usually go to museums. The course first examined different views of the body and studied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aspects as well as contemporary media images, and secondly the study of one’s own body; e.g. its form and the space it holds. The pupils made paper sculptures using their own body as a mould. The sculptures and a short video about their making were exhibited in the central shopping arcade Forum, adjacent to the museum with the main exhibition. The course instructors approached people in the arcade and discussed feelings and ideas evoked by the work. The process itself and the pupils’ ideas were documented in the museum with the main exhibition. The course was a successful experiment in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a university, financing itself largely through commercial sponsorship. The exhibition provoked discussion about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art education and `art proper’, and the public presentation of pupils’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