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新闻:角色定位与话语权

“公共新闻”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闻界提出的新闻理念,笔者理解为:“公共新闻”倡导关注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事务,鼓励民众的广泛参与,媒体搭建平台,促成政府、媒体、公众的交流与沟通,共同探寻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这是在媒体领域内发起的一场民主化运动。中国当下的社会状况呼唤     

媒体在解决民生问题中的作用

民生同公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息息相关,媒体可尝试以“公共参与式新闻”实现民生新闻的实质性突破,在解决民生问题中发挥告知与预警、质疑与监督、代言与反馈、参与与整合等方面的作用,创新公众参与方式、搭建社会善治平台。     

微博时代的公共新闻实践——从“免费午餐”计划说起

公共新闻主张新闻报道与媒介活动相结合,重视公民参与和公共协商。“免费午餐”计划作为由记者发动公众力量,引领国家行动的一次创举,是媒体利用微博等新媒介实践公共新闻的有效尝试。本文将以此活动为例,实证探究“微时代”背号下,媒体公共新闻实践的新表征,并提出相关的危机预警建议。     

“公共”的想象、建构与反思——BBC一百年与“公共广播”制度的回溯

2022年是英国广播公司（BBC）创立一百周年。作为“公共广播”（publicservice broadcasting）的原型,BBC启动了一场跨世纪的传媒制度实验,成就了一个规模可观、享有全球影响力的公共媒体,但争议不断。“特许状”与“执照费”成为公共广播服务的制度支撑。本文以BBC百年为案例,试图清晰勾勒出媒体、政府、资本与公众互动制衡的复杂关系,剖析公共广播内生的优势与局限,解读媒体“公共性”的建构与困境。百年之际,BBC正陷入历史低谷,这迫使我们对其“公共”观念予以反思。     

传媒“议程设置”与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1）已经成为大众媒体的一个大众传播符号（意见领袖）出现在公众视域之中。网站的论坛，报刊的专栏专访，电视节目中的嘉宾讨论、辩论会，公共知识分子明星般的频频在媒体空问亮相出声，他们本身也成为了公众和媒体讨论的热点。去年秋《南方人物周刊》就策划了一期“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专题，紧接着各个媒体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公众也参与了积极的讨论，将这一话题推向了高潮。     

高校学生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现实困境及推进策略研究

公共文化机构吸纳公众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够推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建设与完善。文章通过梳理资金捐赠、资源内容贡献、参与公共数字文化事务管理、实施建议反馈和评价监督等公众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模式,并对高校学生访谈以收集原始访谈资料从而进行质性研究,分析发现其参与治理存在着知晓情况偏差、参与环境对参与治理支持较弱、感知情况较差、个人条件的限制等现实困境,进一步提出创新宣传方式,有效深入推广,开拓参与渠道,改善参与环境,优化参与流程,拉近与公众的距离,鼓励个性化与多样化参与,培育参与治理的人才队伍等策略,为促使和保障公众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提供些许参考。     

公共领域视野中的电视问政

本文以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节目为案例,结合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分析电视问政作为新闻评论的新形式如何建构新的公共领域。本文将围绕公共领域三大要素——“公众”、“公共舆论”、“公共媒介”,探析公众在节目中扮演的角色,问政中公共舆论如何形成的,媒体如何作为＂公共舆论的载体＂提供政府与人民交换意见的场所。     

秩序修辞与协同:社交媒体语境下政府公共传播的逻辑重构与多元实践

政府公共传播是组织传播和媒介规范的交叉概念。作为推动民主社会进程的机制构成,政府公共传播是基于公共决策、信息接近和社会责任的最佳社会决策框架而建立的“公共话语系统”。社交媒体重构了政府公共传播的要素指涉语境,“秩序协同”成为我国政府公共传播话语实践的主导模式。通过运用语境重构方法对微信平台的政府公共传播多元话语主体生成的关键文本进行文本间语境重构分析,以检验政府公共传播各行动者在社交媒体的策略实践能力。研究发现,在重大公共事件传播中,官方机构以“权威发布”的强话语文本建构公共传播“主调”,并通过机构间文本互文和修辞维持话语秩序。媒体文本对政府文本,尤其是关键文本高度依赖并将“协作修辞”作为其主要话语策略,此外,公众参与政府公共传播的话语空间仍然有限。据此,本文提出了我国政府公共传播的“协同责任”媒介规范理论,主张社会责任论与公民参与相结合的责任协同范式。     

社交媒体与疫情:对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测、沟通与干预

新传播技术不仅改变了媒介生态,也重塑了公共卫生防控体系。本文从社交媒体在疫情预测、公共沟通和传播干预等方面入手,分析了社交媒体如何介入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首先,基于事件与症状,社交媒体可以对公共卫生事件及疾病的发病率、规模进行预测;其次,通过推进公共参与,社交媒体可以弥合公共卫生资源获取上的不平等,促进疫情中的公共沟通;第三,社交媒体还能有效地参与健康传播干预,实现公众从认知到行为的改变。最后,文章探讨了社交媒体参与疫情防控中的数据与隐私问题及理性对话如何得以实现。     

公共新闻时代的媒介社会责任

“公共新闻”是在“民主新闻”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闻概念。与“民生新闻”不同的是，“公共新闻”强调的是媒体力量在公共生活领斌的导向与介入，意在通过媒体搭建的公共平台，塑造盘众的公民意识以及大众的公共意识，协调公共生活，提高公众应对社会问题的行为能力，缓解矛盾，     

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平台建设的编辑把关——以“云端社区”为例

编辑作为缔构人类精神文明大厦的重要主体,在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目前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平台编辑缺位导致资源信息推广不足和用户体验差等问题,无法实现公众的“仪式化”参与。而理想的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不应仅仅停留在建设“云端文化资源库”层面,更应在空间信息传递、空间服务主体和空间建设属性等方面寻求参与式共建。其构建路径在于发挥编辑主动性,精心策划公共主题活动以强化公众连接,主动挖掘公众个体的主动性以提升用户参与度,从而构建共同想象的云端社区家园。     

“互联网+”背景下档案公众参与融合探析——基于江苏省各级档案网站公众参与板块的调查分析

公众参与是新时期档案工作的典型特征,为了探究我国档案网站与社交媒体平台在公众参与领域的融合情况,笔者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江苏省内可有效访问的36个县市区级档案网站进行调研,发现目前档案网站与社交媒体平台基于公众参与领域的融合并不充分,依旧存在公众参与定位不清晰,融合目的不明确、公众参与内容交叉重复,参与活动层次不高,以及两者运行独立,互动率低等问题。为此,笔者从思想观念、制度保障以及融合的内容和方式等层面着手,对各要素的地位、关系以及实现条件进行系统论述,尝试构建一个“互联网+”背景下以社交媒体平台与档案网站公众参与融合为基础的新型档案公众参与模式,从而提升公众参与的效率及质量。     

新媒体环境下公共危机舆情治理路径探析

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下,负面的网络舆论会对社会公共秩序及公众日常生活造成影响,网络舆情的治理难度日趋上升,给新形势下公共危机舆情治理带来了挑战与机遇.本文通过分析新媒体对公共危机治理带来的双重影响及舆情治理困境,据此提出新时期公共危机舆情治理的新思路方法.     

网络自媒体缔造公共领域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基于对新浪微博的内容分析

网络自媒体缔造的场域兼有公共领域和非公共领域的特征,由于沟通的即时性和互动性,网民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各种思想能够迅速传播,从而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另一方面,网络自媒体受到传统媒体不断渗透与融合,一定程度上存在议程设置,而且发言权并非属于所有人;同时消费社会的文化也促使网络自媒体严重商业化,除了参与公共事务,公众利用这个场域更多是进行私人交往和娱乐;加之不断变化外部环境,都在弱化该场域公共领域特质。建构网络自媒体公共领域,亟须公共理性的不断培养。     

2003年:公共知识分子参与新闻舆论监督

关于公共知识分子(publicIntellectual),近年逐渐成为讨论热点。一般认为,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美国学者亚格比,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版的《最后一个知识分子》中宣称,美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死亡,最后一代是二十年代出生的,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即面对公众发言,为公众写作。①结合目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存在现状,我想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就公众关心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热点问题在各种公共媒体和讲坛上发表评论的知识分子”。自“非典”、“孙志刚事件”、“黄静事件”发生以来,知识分子在媒体上论政立言,…     

网络舆情对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影响性研究——以“南京绿评制度”为例

网络舆情与现实事件的良好结合与互动,有助于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实现。论文着眼于研究“南京绿评制度”形成的相关网络舆情在不同途径传播的特征,从公众网络信息行为的各要素出发,分析得出公众在参与公共决策的过程中与政府决策之间存在着倒逼机制,网络舆情对于公共决策的形成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     

今日惠州网：从大众传媒到公共媒介的嬗变

今年的4月16日,2009年度广东网络问政排行榜揭晓,惠州荣获首个最受网民关注的“广东网络问政年度城市”称号,广东网络问政“惠州样本”再次凸显于公众视野。此前,人民日报、新华网、南方日报等多家主流媒体均先后报道过惠州网络问政的成效和经验。在关注“惠州样本”的同时,我们发现,除了网络问政的主体是惠州市党政领导和网民以外,其载体今日惠州网也功不可没。今日惠州网及其搭建的网络问政平台所发挥的作用“正在由以往单纯的传播工具逐渐转变为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中介,政府和公众都越来越通过媒体,进行或者参与公共管理”。     

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

公共外交的核心载体就是国际传播.传播决定了国家的影响力,现代媒体的介入促成了内政外交一体化;现代媒体成为国内公众参与外交的“新闻广场”;国际传播直接影响国家软实力;互联网等新媒体已成为公共外交竞技场;媒介素养是现代外交官的必备能力.因此,我国公共外交的理念,应进一步从“对外宣传”走向“国际传播”:立足点要从“以我为主”转向“以国外受众为主”,话语体系要从“中国官方语言”转向“国外受众语言”,传播方法要从“讲道理”转向“说故事”,主体要从“官办”走向“民办”,内容要从“政经利益”走向“文化交流”,传播模式要从“被动应付”走向“主动设置”.当前加强公共外交、提升中国影响力的对策建议是:整合“三外”力量、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巧妙借助境外媒体、重视国内舆论引导、妥处国内突发事件、用好新兴媒体平台、提升外交人员媒介素养、培养“民间大使”、建立效果评价体系、加强国际传播研究.     

公共危机中的网络新闻编辑

公共危机涉及范围广泛,影响着群众生活及社会安定,具有高度的破获力和不确定性。公共危机无法逃避,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迅速化解公共危机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引发公共危机的因素众多,公共危机的化解依赖于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共同努力和配合,政府是危机化解的主导因素,公众是危机化解的关键因素,而大众传     

社会化媒体与公共领域的构建

随着互联网及3G手机的普及,以微博等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正在改变着中国的传媒生态。社会化媒体在公民的政治参与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社会化媒体凭借其技术特性正在提升着普通人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潜在能力,但是对于公共领域的构建而言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