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文选》乃萧统独编而非出于众手——从编撰工作量和与刘孝绰等撰集说之背景上辨证

探讨《文选》是出于众手还是萧统独自编撰,先需弄清楚其编撰工作量如何与"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诸说出现之背景。跳出《文选》而将之与《文心雕龙》比观,便知撰《文心雕龙》相关之22篇,其工作量已远大于编《文选》的;在"选学"大兴之背景下,有关《文选》编撰之传闻多有穿凿附会者。将"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一类说法置于"网络中"考察,无一经得起推敲。从编撰工作量和与刘孝绰等撰说之背景上辨证可知,《文选》乃萧统之独撰而非出于众手。     

《文选》编者问题的重新思考

日本学者清水凯夫主张《文选》为刘孝绰所编,萧统并未具体主持编纂。此论点为学界所关注,《文选》编者问题遂渐成为《文选》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寻绎文献可知,清水先生这一论点源自对大陆学术风气的态度,未必是其真实主张;《文选》系萧统与刘孝绰等学士共同编纂,此可由原始文献的文本细读与分析加以佐证;《文选》的编纂不是孤立事件,是时代文学风尚递变的必然结果。     

《文选》编纂者研究综述

《文选》是我国第一部文学总集,其具体编纂者问题一直未得到确切的解答。近年来,专家们对《文选》的实际编纂者问题的讨论愈加深入,形成了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即：萧统独立编纂、萧统及群臣都有可能参加编纂、刘孝绰主持编纂、萧统主持刘孝绰按照萧统的文学观组织编纂。笔者拟对此问题争论情况加以综述,为进一步讨论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文选》徐悱作品选录管窥

《文选》对于梁代作品的选录是文选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日本以清水凯夫先生为代表的“新文选学派”以之佐证《文选》的撰者非萧统。清水先生的见解在中国既有附合者，亦有持异议者，笔者不同意清水先生的有关解释，本文即从徐悱作品的选录对清水之说作一驳议，本文认为，从徐悱之作的艺术性，徐悱在梁代诗坛的地位看，《文选》选入徐悱之作是有充分理由的，徐悱之作的人入选不能证《文选》的撰人是刘孝绰而非萧统。     

"生平旧交"考

《广绝交论》中的“生平旧交”主要指到洽﹑到溉兄弟似已成为定论,本文从刘孝标的写作目的﹑任昉生前所提携之后辈﹑到溉之为人和刘孝绰与到氏兄弟之关系四个方面来考证:“生平旧交”不仅指到氏兄弟,还包括刘孝绰等人。     

《文选》研究四题

《选》“难”本独立为类,“临终”本“诗”之子类;《古今诗苑英华》的“犹有遗恨”,指其未能达到“集其清英”的目的与体例上不像后来的《选》那样兼收其它体;《选》不再收何逊诗乃因其分量比《古今诗苑英华》少了三分之二的缘故,这与刘孝绰的“忌避”和《选》的体例如何无关;以《头陀寺碑》之得人《选》为刘孝绰“有意图的徇私情”一说,是断不能成立的。     

从对《文选》作品的接受入手难断其编者是谁

《文选》所录者多为已有定评之精品,而对这些前代精品的接受并非限于“昭明太子及其身边”的刘孝绰、谢举、张率、王锡、张缅、王规、到洽、张瓒、王筠,故局限于这一范围的考察,对确定《文选》的实际编撰者所“提供新的视角和证据”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况且,选不选某作品与写作对是否接受其影响,两者并非完全一回事.迄今为止,否定“萧统个人独力编纂《文选》”的种种理由,均难以成立.     

刘孝绰诗歌意象与佛教思想

南朝齐梁之际著名诗人刘孝绰与佛教渊源甚深。对其家庭环境、个人仕履、交游和时代氛围等加以考察可以得知,佛教影响着刘孝绰的诗歌创作。刘孝绰诗作中的流光水月、反景、声响等意象,形象地体现了无常观、大乘中道观与佛禅之寂境等佛教思想。     

与林伯谦先生论《文选》的编者问题——《由《文选序》辨析选学若干疑案》商兑之二

对道宣"照录"刘孝孙说"刘孝绰撰<诗苑>"之序作综合考察,便知据此无法证"刘孝绰主编<诗苑>".以由"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说证其不能撰<文选>,犹科学家走出实验室而忘记了科学常识."<诗苑>就是<诗苑英华>",而以此作刘孝绰为<文选>实际编纂者的"关键核心"无任何实质性意义,根本动摇不了著统撰<文选>说.从总集编撰的实质性层面上考察,昭明太子完全可凭一己之力完成<文选>.     

《文选》编撰年代研究

《昭明选》编撰年代研究应该细化为编撰时间与成书时间两个不同阶段。普通七年是东宫坛由盛而衰的转折，也是《选》编撰时间与最后成书时间的区别界限。前期萧统组织领导编选至天监十二年卒的沈约，其编选确是遵循不录存原则。至普通末年萧统作《选序》时，《选》已经基本完成。后期由于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只能交代给刘孝绰进行整理修订。刘孝标、徐排、陆倕之入选便是因为这个缘故。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选》，大体就是中大通元年左右虽经刘孝绰手但仍朱竟全功的模样。     

刘孝绰与梁代中期文学

刘孝绰作为昭明太子萧统东营文学集团的首席学士，在梁代中期文坛有重要影响，这包括他所进行的“文质彬彬”文学理想的探索和文学总集编撰工作的实践对《文选》的启发。同时在他身上反映了士族文人与皇权政治的依附利用关系。但身显名贵的功利目的，是造成其文学探索缺乏深入与贯彻，与创作实践形成脱节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冈村繁先生论《文选》之编者及其编纂目的——读《<文选>的编纂实况与当时对它的评价》

<文选>既非为个人阅读而编,其所收诗文之"九成以上"亦非均再选自沈约<集钞>、丘迟<集钞>与"刘孝绰本人和昭明太子共编"的<诗苑英华>三书.冈村先生之<文选>是昭明太子"托咐"刘孝绰编纂的,目的是为满足自己在"疾病缠身"后的"赏读需要"之新说,不管从文献的层面上说,还是从逻辑的角度看,均断不能成立.     

何逊作品不被收入《文选》的原因初探

“逊八岁能赋诗.弱冠州举秀才。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之好。自是一文一咏,云辄嗟赏,谓所亲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见之何生矣。’沈约亦爱其文,尝谓逊日:‘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其为名流所重如此。”(《粱书·文学传上》) 何逊如此见重于范云和沈约,且文与刘孝绰齐名,而《文选》却未录一字,这不能不     

《文选》李善注引《诗》《骚》之文学精神发覆

《文选》李善注在大量征引《诗》《骚》文本及其研究《诗》《骚》之有关论著的过程中,从词句承传之渊源生态、以事析典之解读方式及比兴艺术之广泛运用等三方面,充分体现出《文选》李善注的文学精神.这些对唐代士子的科举考试与诗歌创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与促进作用.《文选》李善注的文学精神与之所以如此自觉产生,是因为李善注能够自觉奉行《文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选文标准的结果.     

《古诗十九首》“其体源出于《国风》”论

首见于《文选》的《古诗十九首》，从梁至近代，历代文论多从三个方面论“其体源出于《国风》”，即词婉意微，温柔敦厚；平淡自然，气敛神藏；古诗浑圆，元气所结。     

胡刻本《文选》乐府古辞三首献疑

《文选》为我国现存编纂最早之文学总集,胡刻本《文选》则为今人刻文选之依据,《文选》乐府古辞三首亦多次编选入中小学阅读课本,影响日趋广泛。胡刻本虽在尤刻本基础上更为完善,亦无法避免新的错误。笔者众本对校、他校,认为著者记载的差异肇于《文选》与《玉台新咏》记载之异,发现乐府古辞三首有异文共二十五处,兹逐一列出,以供参考。     

笙磬同音 宗旨如一－略论《文心雕龙》对《文选》的影响

《文心雕龙》书名是刘勰文学观点的集中体现，它强调的是精妙的艺术构思与精美的文学语言的有机结合,而《文选》的选文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则是萧统文学观点的典型反映，其“沉思”之想与“文心”之思，“翰藻”之文与“雕龙”之采，名异而实同，都体现了他们注重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文学观点。《文心》所论文体34种，《文选》39种，两书基本相同的文体选目近20种，其渊源有自，一目有然。     

关于《文选》编纂“工程”的大小问题——与《文心雕龙》比较

从编纂实质性（或学术）的层面说，由于（文选》自身的特殊性，使编者一旦选定篇目及将之分类与对所选的某些作品稍事“加工”，便告完成了。而从这一角度看，编纂《文选》的“工程”还不如写《文心雕龙》论文体部分加《辨骚》与《才略》这22篇的大。即使计誊写全书在内，《文选》编纂“工程”的大小至多与撰写《文心雕龙》相似，而没有人们想像得那么大。刘勰花四、五年的“业余”时间撰成《文心雕龙》，以彼例此，昭明太子完全能够凭一己之力编纂好《文选》。     

从《文选》看萧统的文学观

《文选》作为我国现存最早、影响最大的一部诗文选集，虽非出自萧统一人之手，但从其《文选·序》所阐明的编选宗旨和入选的篇目看，无疑是体现了他最基本的文学思想的。生逢盛行骈体文学的时代．他注重形式，讲究文采，是情理中的事情；但他也重视抒情言志，重视文章内容的典雅和教化功能，这大概与他自幼接受的正统的儒家思想有关系。     

《文心雕龙》对《文选》不可能产生太大的影响--《文选》与《文心雕龙》比较(上)

以“深爱接”、“大重”及《金楼子》有“袭自《文心》”观之，昭明编纂《文选》或受到舍人的某些影响。然沈约“大重”《文心雕龙》，说明不了其在当时得到多大的关注；刘勰虽说被“深爱接”，然其远非昭明之最亲近者，“深”无以落到实处；《文选》与《文心雕龙》的诸多共同点，或在“历赏”之后，或人人均会如此，故不能不同。综合方方面面的情况看，《文选》深受《文心雕龙》影响之说，显然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