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响应“拜杜法案”的特征及逻辑框架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问题长期困扰着科技与创新领域，新修订的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国版“拜杜法案”）下放收益处置权，以激励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大学对此如何响应关系到政策的激励效果。通过政策文献计量与访谈调研的质性方法，基于113份中国研究型大学出台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处置办法，分析了大学针对中国版“拜杜法案”的政策响应特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大学出台的科技成果处置收益在内部利益主体分配方案上呈现异质性特征，相比于以“985“、“211”工程为代表的高水平大学，中国的地方性大学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回应更“积极”，科技成果转化意愿更高。进一步，基于中国特色的政策过程理论及大学自组织性理论，尝试提出了中国大学响应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表现的解释框架，一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及组织体系给予的“压力性”回应，二是基于大学的使命定位、自身特征产生的内生性动力，两者合力导致了大学的政策响应特征。激励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需要充分考虑大学的内在自主性，并关注地方性大学在技术扩散与应用中发挥的作用。     

“双积分”政策对新能源车企研发投入的影响分析

（中南大学商学院，长沙 410083） 摘 要：“双积分”政策实施的目的在于构建促进新能源车企研发创新的长效机制。以我国新能源汽车（整车）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考虑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应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双积分”政策从酝酿到实施背景下新能源车企研发投入的规模、强度和结构三个维度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双积分”政策在“酝酿期”，便对新能源车企“提前释放”出了积极作用；“双积分”政策显著促进了新能源车企的研发投入，研发投入规模相比强度增长更明显，在研发投入结构上表现为“重资本、轻人才”；新能源车企的异质性对于“双积分”政策实施效果存在调节性影响，“乘用车”车企的政策激励作用相对更显著，企业规模、盈利能力等对于政策激励效果有着正向调节作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优化调整要高度重视政策“酝酿期”在引导相关生产企业提前布局“主动性”中的积极作用，“双积分”政策要以促进新能源车企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并优化研发投入结构作为重点，对于不同类型、不同发展水平的新能源车企实行分类引导，构建公平统一并体现差异化特色的政策体系。     

“干中学”式光伏产业供给侧规制的得与失

理论界普遍认为我国光伏产业2008-2012年期间暴发的危机与政府不当的产业促进政策有关，但是2013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及后续一系列配套措施有效地扭转了产业危机。这是否说明政府能够通过“干中学”提升产业规制能力，促进产业健康发展？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新能源汽车企业为对照组，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新一轮产业规制对光伏产业过度投资和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改进后的供给侧规制总体上能够显著抑制产业过度投资并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但是也存在着解决老问题引发新问题、产业整体代价过大、民营企业受挫等弊端。政府在实施深度介入式产业政策时，仍须利用市场机制、把投资主动权交给企业，尽量保持政策的平稳和可预期性。     

国家级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弯道超车”研究

兰州新区被赋予了“西北地区重要经济增长极”的战略使命，然而这种旧有的政策“创新”还能够发挥政策效应，实现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弯道超车”吗？为了廓清此问题，本文通过合成控制法，收集了2005-2019年15个省会城市的面板数据，以2012年兰州新区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检验了设立兰州新区的经济增长政策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兰州新区的设立确实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增长，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说明设置国家级新区的老政策“创新”依然可以作为欠发达地区“弯道超车”的工具带动地区经济增长，但兰州新区与其他国家级新区的发展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表明政策创新需要与之匹配的政策基础设施，未来需要建设、完善它们。     

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网站评价

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和考虑本研究目标特点的基础上,制订了三级指标体系,并据此对我国部分省级公共图书馆网站进行测评,继而根据测评结果,提出了有关公共图书馆网站建设的建议。表3。参考文献4。     

基于“集体实验”的新兴技术治理研究

社会治理需要技术创新的赋能，但技术创新风险的“时滞效应”又是社会治理的对象，这导致现代技术创新与技术治理在逻辑与实践上有了内在的协同性和反身性，即新兴技术的创新发展离不开适应性治理体系的同步建构。因此，科学实验向真实世界的经验延伸带来的治理困境，要求公众与专家的集体参与，通过探索性实践来直面不确定性，这就有了“集体实验”这一协同式的创新-治理模式。基于STS的视域和互构论的角度，集体实验现象的产生可以得到系统阐述，进而得以概念化，并对作为新兴治理模式的集体实验的实践路径做出规范性说明，以期对“作为真实世界实验的技术发展”这一新兴的STS主题进行拓展。     

基于重大科技工程的“卡脖子”技术突破机制研究

中国高端产品制造和技术研发面临“卡脖子”的现象突出，“卡脖子”技术问题成为“十四五”时期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必须攻克的难题。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以重大科技工程的新视角，全面分析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整体技术、关键技术和应用技术三种不同类型“卡脖子”技术的突破过程，尝试回答新型举国体制如何突破“卡脖子”技术，其在解决“卡脖子”技术过程中发挥什么优势。研究发现：（1）“卡脖子”情境的分析要素包括技术属性、价值定位和内外部环境；（2）重大科技工程是新型举国体制的一种典型实践方式，其突破技术瓶颈的优势实际上是新型举国体制破解“卡脖子”技术的优势；（3）面对不同的“卡脖子”情境，新型举国体制所表现出来的路径优势以及技术创新管理不同，需要根据具体的“卡脖子”情境形成有针对性的突破路径。本文揭示了新型举国体制背景下基于重大科技工程 “卡脖子”技术突破的内在机制，为“十四五”时期破解“卡脖子”技术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政企创新合伙人机制与“城市大脑”建设

以“城市大脑”作为城市运行与治理的基础设施和底层支撑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成功的“城市大脑”建设离不开政府与企业良性互促机制。文章基于对北京市海淀区“城市大脑”建设运营主体的调查，采用嵌入式案例法，分析了政企创新合伙人机制中政企的互补关系、结构逻辑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政企创新合伙人机制中，政府与企业构建了长期的良性互补关系；（2）政企创新合伙人机制是“政府统筹+制度保障+市场化运作”的有机组合体。政府行为转向公共服务功能和统筹规划，生成稀缺制度资源，通过顶级用户决定“城市大脑”建设方向和质量；微观企业则在创新激励兼容的市场化竞争环境下响应政府用户需求，并通过反馈机制影响政府需求方向和质量。政企创新合伙人机制形成了有限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与竞争性市场的有机结合，为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提供了经验依据。     

“同归殊途”区域创新发展路径的探索性研究———基于创新系统共生体理论框架的组态分析

区域创新建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落实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在创新系统共生体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刻画区域创新发展现状差异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且采用FSQCA对我国31个省份案例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1）互联网发展（共生基质）与产业集聚（共生网络）是引致区域创新高水平发展的必要条件，共生环境缺乏是导致区域创新非高水平发展的必要条件。（2）区域创新高水平发展的驱动路径分为自发-自主型、 开放-综合型与自发-综合型3类，区域创新非高水平发展的驱动路径有2类，并且与区域创新高水平发展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3）区域创新高水平发展路径中，充分发挥共生网络功能依赖于特定的共生环境。在特定的条件下，共生基质、共生网络与共生环境之间可以通过等效替代实现“同归殊途”。     

“算法”与国家治理创新——数据、算法与权力的知识生产与逻辑呈现

数据、算法在当前国家治理实践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为了揭示算法的知识本质及其权力逻辑，根据科学技术研究（STS）和批判数据研究（CDS）对西方算法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多个警务部门的大量深度访谈资料和数据，从中得出经验见解来打开算法的知识黑箱。研究表明，作为一种构建知识和权力的技术机制，算法一方面可以构建非结构性数据间的相关关系，以预测分布式群体的行为；另一方面，促进对复杂社会需求的高度响应和协调。除了塑造社会秩序和回应社会需求，文章进一步揭示了隐藏在算法光鲜技术科学背后的风险根源。通过对引发算法技术争议的焦点——算法透明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剖析算法的风险是如何在“技术”和“社会政治结构”两套科学/叙事知识中产生，并随着算法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而引起“平等与正义”的科学争议。由此，可以为算法这一新的研究范式提供连贯的分析与统一理论，系统呈现算法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