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学生自主选择仪器

或许,我们自然课教师都曾有这样的体会:花大量的时间(甚至不少休息时间)辛辛苦苦准备的实验仪器,不能满足学生实验的需要,有时甚至引不起学生的兴趣。学生在教师准备好的仪器的束缚下,思考问题,用教师“规定”的仪器做“规定”的实验,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能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我从国外的一种教学法中得到的启示是:应鼓励学生自行设计实验,自主选择实验仪器,让学生在宽松的环境中“自由自在”地进行实验。这样,既减轻了教师的负担,能留出更多的时间进行教学研究和教学设计,又为学生创设了自主探究的氛围,有利于学生自主地学习,真可谓“一举两得”。具体做法是:将学校全部仪器(连同     

非经济要素分配与体育职业决策模型:行动视角下的校园足球人才流失问题

以行动视角透视校园足球精英人才的选拔培养,有别于目前主流的制度建设叙事逻辑,聚焦行动者在关键期的职业决策造成的人才流失问题。基于择业动机理论建构了本土的体育职业决策模型,通过内在效价、市场效价、社会效价、体制效价、职业期望值和付出成本等六个要素,分析了后备精英的职业决策过程机制。发现：非经济要素的分配情况决定着精英群体的职业流向,并影响了经济要素分配的合法性。因此单凭借鉴足球发达国家个人素质和职业市场相匹配的制度模式不足以解决中国社会竞技足球人才的流失问题,关键在于校园足球精英培养的制度设计需要重新考量非经济要素的分配均衡,提升职业足球发展路径中的名声评价、社会地位、榜样荣誉、制度保障等职业要素,从根本上解决校园足球后备人才的流失问题。     

构建新型院所的双层治理体系———以江苏产研院为例

我国创新发展已进入自立自强新阶段，亟需构建新体制。区别于传统的事业单位和以企业为主体的新型研发机构，打造政社（企）协同创新、机制灵活的新型院所，对于实现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突破，推动科技经济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新型院所的“四性”（公益性、经济性、社会性和创新性），构建出体制放权赋能与市场化机制支撑并行的新型双层治理理论框架；并通过江苏产研院的成功实践进行案例验证，即双层治理模式的有效性与必要性。     

美国数字垄断的社会建构———以亚马逊、谷歌和苹果为例

数字垄断是当下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话题，这与以亚马逊、谷歌和苹果等为代表的美国数字巨头在行业“一家独大”有着直接关联。为了达成并巩固自身在行业内的垄断地位，数字巨头通过经济资本对科学的操控、政治权力对科学的渗透、纯科学资本的掩饰，以及精心塑造的文化资本优势，以更为隐蔽的方式，不断攫取垄断利润。本文试图运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揭开美国数字垄断形成的“面纱”，并提出破解数字垄断难题的相关思路。     

生物大数据下人体基因信息的保护境遇及应对———以生物样本库为切入点

随着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不断地交叠发展，推动了生物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生物大数据正在深刻影响着生物医学，俨然已成为增速较快的大数据类型之一，并助推“精准医学”的普及和应用。但是，生物信息数据固然无法脱离生物样本库这一基础性设施而独立存在。并且存储人体基因信息的生物样本库却极具特殊性，源于人体基因信息揭示出了一个人最为敏感、最深层次的个人信息，与个人的生命特征息息相关。因而如果不能对人体基因信息进行周严的保护，必然会引发人的主体性地位的撼动。所以，须从个体、群体、国家三重视角审视当下人体基因信息的不合理披露所带来的风险与危害，并对此采取有效的应对方案，以实现生物样本库的良性运转，增进我国民众的福祉。     

面向“基础研究创新+产业技术实现”的高价值专利顶层设计

高价值专利是技术体系与专利制度良性互动的结晶, 是科技强国战略与相关行业协同发展的成果。高价值专利顶层设计对提升专利质量和科技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SWOT-AHP分析高价值专利对象领域技术和产业发展现状,深度挖掘所研究对象领域的基础研究和产业技术发展驱动因素、关键知识图谱、核心专利、技术路线图以及产业竞争情报等,并以电能质量治理为例简要阐明。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构建了高价值专利顶层设计框架,以期为提升我国高价值专利的创造、运用和管理提供理论指导。     

科技伦理与安全审查的内在理路与二元结构——以《生物安全法》为中心展开北大核心CSCDCSSCI

科技研发应当遵循“科技向善”的理念,科技伦理与安全审查机制的建立十分重要。科技伦理与安全审查机制是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伦理与安全审查从“形式要件”到“实质要件”,均应当体现实体伦理正义和程序伦理正义的科技善治。我国应当构建科技伦理与安全审查二元体系结构:在内部审查结构中,制定具有统一性的科技伦理与安全审查实体性规则、程序性规则,从审查方式、审查标准、审查类型、主体法律责任四个方面对科技研发行为和科技产出成果予以规范。在外部审查结构中,建立信用机制及负面清单制度,形塑公众参与式审查模式,以期从源头有效规避科技伦理与安全风险。     

美国国家实验室治理机制研究———以能源部国家实验室为例

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科学发展的基本模式包括以国家实验室系统为主的集中管理和资助模式，和以科学基金为主的自由探索科学研究资助模式。国家实验室系统是联邦政府资助科学的主要渠道，国家实验室以任务导向研究为主，服务国家需求为目的。大部分国家实验室采用“政府所有、合同运营”治理模式，主要涉及联邦主管机构、国家实验室和合同承包商三方主体间关系。国家实验室的管理制度是围绕联邦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及研究任务开展的需求进行设计的，核心制度（以能源部为例）包括财政资金的拨付及资助形式、实验室战略与联邦主管机构的协同、M&O合同机制、承包商PEMP绩效考核机制、承包商保证系统制度设立以及监管部门的评估问责制度。     

知识产权法的人本主义伦理转向———以建构主义的技术观为视角

知识产权法因技术理性观的侵蚀而呈现的失衡状态，在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为标志的数字时代愈发凸显，隐藏着从局部失衡发展为系统性、结构性失衡的隐患。知识产权与隐私权、“数字人权”、生命健康权、信息获取权等权利的冲突亟待规制。建构主义的技术观从技术产生与运作中“人”的能动因素入手，为这一冲突的解决提供了思路。数字时代知识产权法的建构应当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树立平衡保护观”“培育创新与发展共同体”和“构建风险共同体”三重维度培育人本主义知识产权观，从坚持人的主体地位、强化人的主体责任、完善人的基本权利三个层面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人本主义知识产权保护理念的提出，也将为中国法迎来世界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