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光纤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实现之路

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中国光纤产业是少数可比肩高铁技术赶超成就的产业。本文以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为例，构建有为政府与机会窗口有效整合的分析框架，揭示和提炼后发企业技术赶超并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演化路径。研究表明，后发企业技术赶超的成功，是因为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政府以关键参与者身份创造的制度型市场驱动、引领了企业创新；国有企业作为代表国家意志实现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力量，为后发企业迭代“试错”和技术学习提供了支持；在企业技术赶超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的技术和市场机会窗口，实施差异化的政府干预策略、技术战略和市场战略，是后发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前提和基础。随着企业技术和市场地位的确立，政府的干预力度由强转弱，市场机制的作用由弱变强。     

双循环战略提升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力途径

摘 要：文章以中国、美国、英国、德国、印度等主要人工智能大国为研究对象，通过钻石模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五国人工智能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总结借鉴其他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优劣势与形成原因，从人工智能经历的 “概念化——商业化——产业化”发展三阶段周期入手，明确不同发展阶段起着关键作用的有利要素类型，提出了三种不同实现路径下的分类政策思路。最后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提出在“双循环”战略下提升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依据与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城镇化质量提升

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正处于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重要阶段。运用2004-2019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了涵盖人力资本高级化、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城镇化质量提升的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人力资本高级化对其自身的影响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0.198。人力资本高级化的提升主要依靠自身惯性，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其影响最小，城镇化质量提升是促进人力资本高级化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高级化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人力资本高级化和城镇化质量提升对高技术产业集聚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人力资本高级化有利于提高城镇化质量，但长期效应有待强化。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镇化质量改善的促进作用有待加强。     

云计算产业空间格局、集聚模式与创新效应研究

云计算是国家“新基建”战略的重要支点。云计算产业空间组织机理存在自上而下政府引导和自下而上企业自组织的双重特性，政府提升产业集聚的地区政策和云计算虚拟化、网络化技术属性之间看似矛盾的关系，是引发本文探索的起点。利用2010-2016年上海市1637家云计算企业数据，描绘城市内部云计算产业空间特性，并分析不同集聚模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上海云计算产业呈现中心集聚、多点联动的空间格局，随着产业链向后端延伸，企业的空间分布越向中心城区集聚。（2）云计算产业仍然具有地理性，产业链内部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不同技术类型企业创新的影响呈现梯度变化特征。政府应审视产业链内部不同集聚模式的创新效应差异性，进一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促进创新资源在空间上的有效配置。     

“干中学”式光伏产业供给侧规制的得与失

理论界普遍认为我国光伏产业2008-2012年期间暴发的危机与政府不当的产业促进政策有关，但是2013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及后续一系列配套措施有效地扭转了产业危机。这是否说明政府能够通过“干中学”提升产业规制能力，促进产业健康发展？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新能源汽车企业为对照组，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新一轮产业规制对光伏产业过度投资和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改进后的供给侧规制总体上能够显著抑制产业过度投资并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但是也存在着解决老问题引发新问题、产业整体代价过大、民营企业受挫等弊端。政府在实施深度介入式产业政策时，仍须利用市场机制、把投资主动权交给企业，尽量保持政策的平稳和可预期性。     

双循环下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影响研究

双循环背景下，数字经济与高技术产业的融合有助于推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加快实现，本文将数字经济分解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创造性的开发出在“数字生产函数”的框架下测算产业数字化的方式，并提出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包括外贸出口、国内需求的影响机制。本文利用高技术产业数据以及所测度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相关指标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与高技术产业产出包括外贸出口、国内需求的关系。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对外贸出口的影响呈现正向作用，数字产业化对外贸出口无影响；产业数字化与外贸出口之间存在“U”型关系，数字产业化与国内需求之间存在“U”型关系；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之间具有相互推进关系，但当前协同水平不高；产业数字化、外贸出口水平低，产业数字化对外贸出口的积极贡献也不高；产业数字化对国内需求的正向作用随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而增加，随国内需求水平提升先增大后减小     

数字化转型下产品与服务创新优先级演化分析———基于海尔智家案例

创新是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厘清解决好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的优先级问题有助于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实施的顺利展开，而随着制造企业数字化应用场景的增多程度不断加深，使得两类创新优先级决策愈加困难。借助种群互惠模型解析了构建出两类创新共生演化规律演化模型，分析两类创新共生模式；结合海尔智家2011-2019年实施数字化与服务化转型的纵向案例分析，划分了其数字化转型的阶段，据此揭示解析了不同阶段下两类创新关系特征及动态演化规律。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下两类创新存在着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且优先级变动具有阶段性特征；随着企业主导逻辑的转变，数字化转型经历着由内及外，再到融合，有效加速了两类创新协同发展。研究结果有助于增强对数字化环境下制造企业对两类创新相互关系的理解，为制造企业实施数字化与服务化转型提供理论指导。     

中国高技术产业如何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

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以来，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了制造业再兴战略。中国也出台了旨在提升中国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国家战略——《中国制造2025》。受国际市场竞争环境的影响，现阶段中国出口在全球市场上面临较严峻的形势：低端产业的优势在快速削弱，高端产业的优势却尚未建立。中国依靠其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加工组装环节，获得较低的利润份额，但伴随着中国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中国高技术产业可能面临着“被挤出”全球价值链的风险。随着国际分工深化、国别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变以及逆全球化在部分发达国家的蔓延，全球价值链正在经历新一轮大规模重构，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局面正在改变。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不同国家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路径有差异，本文将其归纳为嵌入全球价值链、构建国家价值链和主导区域价值链三种。中国不同高技术产业由于其产业特征和竞争力的差异，选择参与全球价值重构的路径也不一样。本研究基于VRCA增加值指数，构建全球价值链重构路径选择的指标体系并为中国高技术产业设计合适的重构路径，医药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趋向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构建国家价值链，而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设备制造业和电子和光学设备制造业趋向于自主创新的同时主导创建区域价值链，推动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整合，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目标。     

标准与知识产权推进数字产业创新理论与展望

颠覆性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产业新型业态正改写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知识产权裹挟的技术标准先行已成为全球数字产业的竞争规则，缺乏互联互通标准协议导致的“数据孤岛”等成为数字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因此加强数字技术标准引领规范、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对于加速推进数字产业创新至关重要。本文在细致阐述和挖掘数字产业创新概念内涵和发展其外延的基础上，通过对近二十年间发表于国际顶刊的268篇文章进行系统归纳，总结出“互动关系（协同推进）—内在机理（八力驱动）—作用路径（双向互动）”的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创新的框架，提出数字产业创新融合再造新业态的四种模式以及未来研究方向，以期推进数字产业创新相关领域研究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