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看得见“人”的外国文学研究——一个外国文学老师的观察与反思

外国文学老师从事学术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教学。外国文学教学是以“文学经典”为对象,因此外国文学老师的研究也应以“文学经典”为重点。因为外国文学课是典型的“为人类”课程,以塑造学生的人格和精神为主要目标,所以外国文学教学要侧重“人”学内涵的发掘和传递,为此,外国文学老师在选择研究方法时,应遵循“文学是人学”的常识,不应过分追求理论的时髦。从外国文学老师的视角反思外国文学研究,可以发现,我们的研究对象和教学对象严重脱节,且在研究方法上过于注重各种新奇方法的实验,导致诸多成果几乎看不见“人”。为了更好地教书育人,外国文学老师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在研究立场上应回归和尊重外国文学老师的身份,在指导思想上应真正遵循马克思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应提高“悟证”的比重,在写作语言上应尽量说“人”话。     

邓中夏与《工人之路》

一九二五年六月,随着震撼世界的省港大罢工的爆发,一份指导工人罢工斗争的报纸——《工人之路》(特号)诞生了。主编这份报纸的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宣传部长,罢工委员会的党团书记兼顾问邓中夏同志。工人之路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计划在全国发行的一份日报,因筹备未周,尚未出版。六月十九日,香港罢工开始了,十几万罢工工人陆续回到了广州;六月二十三日,又发生了沙基惨案。上海南京路上的血迹未干,珠江岸边,中国人民的鲜血又流成河。“为被杀的同胞报仇!”“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愤怒吼声回响在南海上空,罢工怒潮席卷珠江两岸。为了及时指     

爱看书的广告

本期“比较中来”主题是探讨有关宣传的文案：包括广告、标语和警句，在历史和现在所发挥的意义。从所搜集的史料及所自明的认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并为读者呈现它们语言之美，思维之美。并期待读者从不同的切入点去感受文学、语言与时代、商业的紧密关系。     

加强思想工作 教育一代新人——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一点体会

在《邓小平文选》中,有关教育方面的论述很多,如何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忧郁的碎屑

从文表叔对政治有情缘，有感受，只是没有时间和兴趣培养分析能力。心里没有政治，大不了落个“无知”的称号；对政治发生兴趣会落个什么下场，那就只有天知道了。他太忙，倒成全了他。     

猜一猜,谁来吃晚餐?

在世人眼里,芝加哥公牛队宛若NBA29支球队中之王牌,就像每个宴席总会有一道引众食客垂涎三尺的主菜—公牛队正是NBA的招牌菜:经理克劳斯的老谋深算,教练菲尔·杰克逊的运筹帷幄,以乔丹、皮蓬为首的球员众志成城构成了这道主菜的色香味。但随着1997-1998赛季的结束,火爆了近十年之久的这道“红烧公牛肉”能否保持原汁原味?--已经是个令众多球迷关注的棘手问题。公牛队已奋力夺得光彩夺目的六只NBA总冠军戒指,但为此立下赫赫战功的一班人马似乎卽将风流云散了。公牛队分崩离析早已透出迹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们一直觉得“红烧公牛肉”这道招牌菜有今日之辉煌,有几个人功不可没:如果说克劳斯是召开宴会的主人,那么杰克逊就是敲定菜谱的总管,而主厨的功劳则要归功于乔丹、皮蓬等一干勇士。也正是身为公牛队三朝元老的皮蓬。在1997-1998赛季伊始就借伤病隐遁,拒不在     

马龙:一场开头甜美而结局苦涩的噩梦

1998年的这个夏季对于卡尔·马龙来说,不啻于是一场梦——一场开头甜美安宁而急转直下变为地狱之旅的噩梦,让这个黑塔般的汉子、两口可以吞下一个双层汉堡包的卡尔·马龙至今回想起来还冷汗涔涔。1996—1997赛季,马龙率领的犹他爵士队一千人马第一次闯入NBA 总决赛,可能是“第一次”的压力过大,马龙领衔的爵士队以2比4惜败于卫冕心切的乔丹率领的公牛队。不过话又说过来,那年的主场优势是人家公牛队的,卽使爵士队球迷是出了名的“疯狂”,还是未能压制住公牛队全班人马夺冠的士气。马龙也算输了个心服口服。虽然没有戴上漂亮的总冠军戒指,但兢兢业业打了十几年球的马龙还是打动了上帝——竟以得票第一的优势战胜乔丹,获得了一尊常规赛 MVP。马龙出算得上虽败犹荣。而1997-1998赛季一开战,人们就敏感地觉察到了马龙立志夺冠     

高尔夫球场上的父子情——伍兹父子对话录

泰格尔·伍兹:爸妈告诉我,我是在能说话会走路以前就迷上了高尔夫球的。当然我已经记不得自己坐在高高的座椅上看着爸爸把球击入球洞时的情景了,但是我确实能够记得幼年时的自己对这一游戏是多么着迷。爸爸也是那么喜欢玩高尔夫球。回首往事,打高尔夫球对于我来说,是竭力效仿自己最崇拜的人——父亲而采取的一种尝试。伊尔·伍兹(泰格尔·伍兹之父):泰格尔两岁时就记住了我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他总在每天下午快下班时给人打电话问:“爸爸,我今天能和你一起练球吗?”我一答应,他就欢呼着说:“那好,爸,我在离尔夫球场等你哦。我让妈把我带过去。”他总是精力充沛得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他在两岁时就认为自己有义务和责任每天提醒我关于打高尔夫球的事,他认为这是他每天必须做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