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达、雅"三原则溯源

严复是晚清民初的翻译大家，自从他提出“信、达、雅”三原则以来，学者无不日行景从，认为这三个原则的确是翻译的最高境界。虽然疑者自疑，但信者仍信。疑者以为三原则之间有时不免要发生冲突，照顾了信，则达就有问题，要追求雅，有时就要舍弃信。     

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两汉风俗区划的变迁

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两汉风俗区划的变迁周振鹤一我在《秦汉风俗地理区划》（载《历史地理》第十三辑）一文中，根据各地的风俗地域差异，将西汉各郡国分为三大风俗地域。这三大风俗地域的根本差异如果用更简单的话来说，大概可以归结为以下内容：黄河中下游...     

范式的转换——沿革地理－政区地理－政治地理的进程

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经历了从沿革地理、政区地理到政治地理的范式转换.沿革地理依据研究内容的发展,可分为史料编纂、考证订讹、历代大势的研究阶段.与传统的政区沿革着重于政区的历时变化不同,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历史政区地理强调共时的政区结构.90年代逐渐出现的政治地理学主要研究政治过程对于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等.对中国学者而言,不仅有丰富的文献遗存可以凭借,而且中国古代对政治与地理关系特别重视,留下大量思考成果,因此使得政治地理的研究有比其他国家更加优越的研究空间,前景广阔.     

上海,还须努力

对于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而言,文化中心的地位不但不亚于经济中心甚或有过之。 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的文化中心分居于北京与上海。北京作为文化中心有其长远的历史渊源,上海作为另一个文化中心,其兴起却只有不足百年的历史。自1843年开埠     

有教养比有知识更难

我们从来不提要培养学生有教养，似乎认为那只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劳动人民则从来不需要忸怩作态，我想，这不是一种正确的认识。我以为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也应该重视教养问题。而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很大的欠缺的。     

博导不是职称吗？

在一个许多方面已经出现腐败现象的社会里,只要求教育体制独善其身,有这个可能吗?恐怕不容易。教授不是也喊过可上可下,聘评结合,甚至是“聘”不是“评”吗?结果又有哪一个学校将不管是“聘”还是“评”出来的教授摘去帽子的呢?既然博士生导师制度不是一个理想的制度,而且在所有培养博士卓有成效的国家里,也没有这一奇怪的制度,我们又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不改呢?     

当饭菜吃还是当衣服穿

中国文化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是有变有不变,即以表层文化的万变来维持核心文化的不变.有变乃恒.不变即会中断死亡;有不变才不致面目全非,才始终不为其他文化所消融.其二是与外来文化接触时,要化人为已.中国文化是消化型的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是当它为饭菜,西方文化在经过细嚼慢咽后自然也就消化成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中国的西化绝无成功之可能.日本西化则不同,那是衣着的模仿,拿来就穿,穿着不适合,再换一件就是.日本历史上的两次全盘西化(大化改新、明治维新)都是拿来就穿,而且刻意模仿,几可乱真.对日本人来说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只不过是一件随时可以更换的衣服而已,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心态完全是日本式的.对此,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一书中这样说:“这是因为,所谓文明本来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采用它的科学文明.例如为了采用西方优良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设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机能,又必须使构成     

京都书市行

数年前我虽然曾到过京都买书,但当时行色匆匆,且未遇上书市,所以无甚收获。今年事先得知十月三十日将有书市,专程前去,并有友人泷野邦雄兄作导购,跑了几家书店,所以颇有所得。书市设在京都知恩寺。京都寺庙之多在日本首屈一指,如果想像不出“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景象,只要到京都来一趟便体会得到,随便往那个方向走不上几步,你必定要碰上一座佛寺,或大或小而已。不少佛寺往往有不小的场院,所以书市在其间举行是很正常的,在东京则未见此例。书市上午十时开始,我从东京乘新干线到京都车站是十一时,再赶到书市已将近十二时,好在…     

吕思勉先生整理旧史籍的意义

三十年代时,吕思勉先生几乎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所编的高中课本《本国史》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发行了12版。但是六十年过去,吕先生却又有点寂寂无闻的样子。大约是因为现在的社会较为重视史观与史论,而对于史实的追求反而在其次的缘故。其实吕思勉先生未尝没有自己的史观,只是那些真知灼见都分散融合在历史事实的叙述之后,而不专门做成高头讲章,遂为急于要读到理论性结果的读者所忽视。试举一例。吕先生在本国史里就已主张,历史应该重视对普通人与普通事的研究,因为这是“风化”,而不应该把注意力只放在特殊人物和特殊事件上,因为这只是“山崩”。山崩的出现有时往往是风化的结果。在这里,他已敏锐地感觉到历史的动力并不在帝王将相,而在一般的百姓身上。因为有这个想法,所以吕先生在写作《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等四部断代史时,都将其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专     

和刻本汉籍与准汉籍的文化史意义

和刻本汉籍与准汉籍的基本概念汉籍的概念从最广的含义而言,就是用汉字撰写的书籍①.而最狭义的汉籍,自然是中国人所著,在中国传抄或刊刻的书籍.由于汉文传播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所以这三个地区学者用汉文所撰述的著作,也算是汉籍.与此同时,在中国以外,用汉字传抄或刊刻中国固有的典籍,也是汉籍,而在日本刊刻的汉籍通常称为和刻本汉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