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的框架设想 (2002.3.18征求意见稿)

新的《高中数学课程标准》与过去相比有较大变化.制订《标准》的基本理念是:高中数学课程应当具有基础性、多样性与选择性;应有利于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方式;应正确处理打好基础与力求创新的关系;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返璞归真并注意适度的形式化;发展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体现数学的人文价值;注重信息技术与数学课程内容的整合;建立合理科学的评价机制.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分为数学必修课和选修课.《标准》对各部分内容的要求是:课程应当着重于数学的真正理解;课程内容增加了“数学建模”、“探究性课题”、“数学文化”3个板块;课程要反映信息时代对数学教育的推动;算法应进入中学;将矩阵正式列入中学课程;以向量法为主处理立体几何教学;集合只作为语言使用;数列可以看作是函数的特例;应重新认识不等式;函数是高中数学的核心内容;微积分教学的关键是定位准确;数据处理应强调统计思想的内核,避免把数据处理变成“算术”计算;中学的概率统计教学应使学生真正感受到确定性和随机性数学思维方法的本质区别;高中阶段学习方程会遇到简单的无理方程、三角方程、指数方程,但不展开.     

《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的框架设想(2002.3.18征求意见稿)

高中是与九年义务教育相衔接的高一级基础教育阶段．《标准》根据时代要求，对高中数学课程进行了新的设计．在保持我国数学教育优良传统的同时，力求改变目前数学课程及其实施过程中的某些“繁、难、偏、旧”的状况． 《标准》设置了必修课，并在此基础上设置了体现不同要求、内容各有侧重的选修课程（模块），目的是为学生提供多种选择，以使不同的学生可以选读不同的数学课程．其中，数学Ｂ类课程有助于学生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济科学等方面获得发展，数学Ｃ类课程有助于学生在社会、人文科学等方面获得发展．对数学有兴趣、希望获得较高数学素养的学生，《标准》设置了数学Ａ模块．数据处理、数学与社会等模块则主要涉及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数学问题，以及与人类思想、文化相关的数学内容． 《标准》的数学内容与过去相比有较大变化：加入了算法等一些新内容；设立了数学建模、数学探究、数学文化等专题；对已进入中学课程的微积分、统计与概率进行了新的设计；对原有的内容，如解析几何、立体几何、三角恒等变形等作了整合和适当精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数学Ａ模块着重培养学生的探究、阅读、交流、创新能力． 同时，《标准》注重改善学生的学习方式，关注学生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     

特殊教育师范生虚拟现场体验的价值意义、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

与传统的现场体验相比,虚拟现场体验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特殊教育循证课堂实践,最大限度拓展特教师范生课堂教学时空,有助于培养特教师范生的批判性反思能力,提高特教师范生对融合教育的认同。目前,特教师范生缺少虚拟现场体验,信息技术素养有待提高,开展虚拟现场体验的条件尚不完善,教师指导虚拟现场体验的经验不足,缺少虚拟现场体验的指导性规范。为优化特教师范生虚拟现场体验,应着重丰富特教师范生虚拟现场体验,提高特教师范生信息技术整合能力,将虚拟现场体验与反思有机结合,把师德体验融入虚拟现场体验的全过程,提升实践教学指导教师的专业素养,等等。     

知识产权国家安全治理:制度逻辑与体系建构

随着国家安全的内涵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的发展变迁，知识产权安全正在成为国家安全体系中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安全统筹协调机制缺失会造成国家“集体行动困境”，将一般性的知识产权风险转化为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安全因素。在国家安全情境下审视知识产权，其核心是国家集体行动中知识产权的自主性、可靠性和可控性。系统分析了知识产权国家安全的历史与现实逻辑及其中的复杂性机制，认为知识产权安全具备非传统安全的跨国性、非政府性、可转化性特征，知识产权安全问题包含了知识产权治理的制度性安全、知识产权客体的技术性安全、知识产权运作的全球性安全三种形构和多项安全风险表征。基于国家优先、利益平衡与制度实现的公共价值，建立超越市场-政府或私权-主权二分法的知识产权国家安全治理的原则、规则和机制体系。最终，从治理决策架构、制度和政策体系、“知识产权安全学”的交叉理论研究三方面提出知识产权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略。     

美国国家实验室治理机制研究———以能源部国家实验室为例

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科学发展的基本模式包括以国家实验室系统为主的集中管理和资助模式，和以科学基金为主的自由探索科学研究资助模式。国家实验室系统是联邦政府资助科学的主要渠道，国家实验室以任务导向研究为主，服务国家需求为目的。大部分国家实验室采用“政府所有、合同运营”治理模式，主要涉及联邦主管机构、国家实验室和合同承包商三方主体间关系。国家实验室的管理制度是围绕联邦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及研究任务开展的需求进行设计的，核心制度（以能源部为例）包括财政资金的拨付及资助形式、实验室战略与联邦主管机构的协同、M&O合同机制、承包商PEMP绩效考核机制、承包商保证系统制度设立以及监管部门的评估问责制度。     

“算法”与国家治理创新——数据、算法与权力的知识生产与逻辑呈现

数据、算法在当前国家治理实践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为了揭示算法的知识本质及其权力逻辑，根据科学技术研究（STS）和批判数据研究（CDS）对西方算法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多个警务部门的大量深度访谈资料和数据，从中得出经验见解来打开算法的知识黑箱。研究表明，作为一种构建知识和权力的技术机制，算法一方面可以构建非结构性数据间的相关关系，以预测分布式群体的行为；另一方面，促进对复杂社会需求的高度响应和协调。除了塑造社会秩序和回应社会需求，文章进一步揭示了隐藏在算法光鲜技术科学背后的风险根源。通过对引发算法技术争议的焦点——算法透明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剖析算法的风险是如何在“技术”和“社会政治结构”两套科学/叙事知识中产生，并随着算法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而引起“平等与正义”的科学争议。由此，可以为算法这一新的研究范式提供连贯的分析与统一理论，系统呈现算法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