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烽火与中国革命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山西因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了首攻目标,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进行抗战的战略要地。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开辟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从此在高山连绵的太行山区便出现了一支与人民同甘共苦、浴血奋战的抗日军队,播撒了革命的火种,发扬了不畏牺牲的精神,谱写了一首万古流芳的英雄史诗。今天,我们在纪念建军84周年之际,回顾太行军区历史,挖掘当年抗日的精神力量,这不仅是新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使命。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的抗日外交活动评析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外交活动家顾维钧，九一八事变后在对日问题上所推行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和经略，不仅是近代以来列强共同支配中国以争夺在华利益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中国历届政府所追求的传统的“以夷制夷”的防御性外交目标的具体体现     

近代外交失败与民国职业外交家勃兴

本文立足于近代外交失败的主观因素,诸如外交人才的稀缺、外交知识的贫困、主权观念朦胧、外交政策缺乏连续性等,考察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历程,探讨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形成的因果关系,并对晚清和民国两代外交官作一概要评论,以便人们观察两者之间的素质差异。这些或许对当代外交官的培养具有启示意义。     

《大公报》广告(1926-1937)与天津社会生活变迁

报刊广告是近代中国出现的一种新型文化传播媒介,其导致人们许多观念发生变化,而《大公报》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广告清晰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天津人社会生活之演变。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广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在传播西方物质文明与文化知识、培养人们良好价值观念与社会风尚、激发人们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广告中所宣扬的追求享乐主义等思想亦破坏了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走向双赢:“小延安”兴县农业互助合作的先期实践与延续历程

座落于吕梁山地区的兴县被誉为晋西北的“小延安”,其连续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15年的发展历程完整而生动地再现了党在农村的基本改革政策及实践努力。兴县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建设和推行农业互助合作的先期实践基地之一,其在新中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原晋绥边区农民的互助合作一脉相承。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之先期实践呈现出先行性和连续性的特征,并一定程度上形成示范效应,在农民与集体的多元多重互动中表现出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共利双赢态势。     

论晋西北抗日政权的妇女儿童权益保障问题

晋西北抗日政权关于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的条例的颁布和施行，不仅提高了妇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而且推动了抗日战争向纵深发展。     

社会动员视域下的大众化传播实践——以革命根据地乡村黑板报为中心的考察

1942年整风运动之后,在中共"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号召下,各抗日根据地的黑板报开始普及,经过通讯小组"代办"和干部教师"包办",逐步形成了民众自办的局面,从传播内容到媒介形态均呈现出鲜明的大众化特征.黑板报以广泛的普及性弥补了大报的不足,在社会动员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同时丰富和拓展了群众办报的理论内涵及实践外延,在以此为中心构成的公共空间里,舆论作为一种新的力量登上了乡村社会的历史舞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组织方式和人际关系,推动了基层民主的初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