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当地居民生计转型研究

旅游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之一,旅游城镇化过程中当地居民生计转型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为例,对1992-2012年当地居民的生计转型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1992-2012年,旅游度假区当地居民实现了由传统“农民”到现代“市民”的生计转变,具体表现为：生计资本总量增加,结构从原来的以耕地、林地、海上养殖场等为主的自然资本依赖转为现在的以楼房、门面店、汽车等为主的物质资本依赖;生计策略上,从纯农业型转变为其他非农型;生计结果上,生计收入和支出整体增加,结构不断优化。但是,这种生计转型本质上是旅游度假区自然资源利用方式和强度调整的结果,而在此调整过程中,当地居民的生计需求没有得到充分关注,这主要体现在：当地居民居住空间被压缩,耕地等自然资产被用于商业开发;当地居民旅游型生计的缺失;当地居民对政府补贴的依赖造成生计结构贫困。因此,本文提出：尊重旅游度假区范围内原有自然村落的空间分布,尽量避免拆迁;强化对旅游度假区当地居民本身作为旅游资源的挖掘和开发;构建多层次吸纳当地居民就业的岗位体系。     

六盘山生态旅游区水质变化对人类旅游活动干扰的动态响应

本文以水质动态监测数据为基础,从旅游水环境干扰指数和旅游者可接受改变限度（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LAC）的双重视角来分析六盘山生态旅游区水质变化对人类旅游活动干扰的响应。分析结果表明：①在旅游季节内,旅游区水质主要指标在Ⅱ类水质标准范围内,个别指标达到Ⅲ类。但部分区段水质干扰程度达到3级和4级严重干扰的水平;②在旅游区不同采样点,水质变化差异较大。其中核心区维持在正常水平,随着旅游方式的改变,干扰逐渐加大,民俗村、宾馆变化最剧烈;③旅游者对水体浊度的可接受改变程度为8.95NTU;④旅游水环境干扰指数与其它响应变量显著相关,可作为评估旅游系统干扰响应程度的一项简易而有效的指标。目前六盘山旅游活动已开始对部分地区水质以及旅游者的游憩体验产生负面影响,规范旅游区开发建设十分迫切。     

中国人文旅游基地适宜性综合评价研究

人文旅游基地是中国实现文化强国战略和人文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以当前中国文化旅游产业资源为基础,以区域经济发展和未来文化旅游产业规划为依托,运用GIS分析方法,综合分析评价人文旅游资源基础指标、旅游产业发展和旅游发展潜力。目前,国家人文旅游基地的建设已经形成了“景城一体”的旅游区和依托区关系,通过人文廊道建设和文化挖掘的形式促进城市化的加快和城市群的崛起,对中国人文旅游产业发展进行评价,并综合分析产业发展的空间导向,得到人文旅游产业的适宜度空间分布,从而提出促进人文旅游发展水平的合理建议,对于旅游化进程下的人文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结果显示：燕赵文化副区、黄土高原文化副区、吴越文化副区、巴蜀文化副区和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亚区为人文旅游适宜性等级最高的地区。人文旅游很适宜区主要分布于淮河流域文化区、荆湘文化副区、齐鲁文化副区、岭南文化副区、台湾海峡文化副区、鄱阳文化副区和中原文化副区;人文旅游基本适宜区在中国各文化区均有分布,但主要位于蒙新草原-沙漠游牧文化亚区、关东文化副区和青藏高原游牧文化亚区。     

南四湖湿地土地利用格局演变与生态效应

以南四湖湿地为研究区,选取1980-2012年间的5期遥感、土地利用等数据,在RS、GIS技术支持下,运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和马尔科夫模型(Markov)分析研究区1980-2012年土地利用格局变化情况,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方法,分析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引起的生态效应。结果表明:①1980-2012年南四湖土地利用动态度分析得出:1980-2012年南四湖地区总体的土地利用变化速度较为缓慢,其中1990-2000年南四湖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最大,变化速率最快为1.84%;南四湖地区各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变化最快的是滩涂沼泽和未利用地;②1980-2012年南四湖土地利用格局结构变化特点是:其他农用地增加幅度为223.65%,主要是由于水产养殖业蓬勃发展,农业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较大,主要受城市化的影响;其他用地面积减少,转化为耕地和其他农用地;③1980-2012年南四湖湿地地区生态服务价值不断减少,负向贡献率大于正向贡献率,滩涂沼泽和水域面积减少是引起南四湖湿地地区生态价值减少最关键的因素。     

中国避暑旅游基地适宜性综合评价研究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城市热岛效应的逐渐加剧,避暑旅游已是当前夏季人们最迫切的旅游需求。本文以目前中国避暑旅游资源为基础,研究和探讨了避暑旅游基地建设的空间适宜性分布。研究采用UTCI通用热气候指数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法对多元数据进行建模处理,加权求得避暑旅游基地综合舒适度指数,并对舒适度等级进行分析评价,目的是构建以国家A级景区为核心区,周边服务产业为半径的一批产业要素链齐全、旅游环境舒适,国内外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综合性避暑旅游基地。研究表明：①中国避暑旅游气候舒适度总体分布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周边地带和辽东半岛以及山东半岛的滨海地带和部分西南地区;②具体分布以中国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滨海地区为避暑旅游基地第一大集中分布区;西南山地高原以贵阳、昆明等为核心点及周边依托区为避暑旅游基地的第二大集中分布区;东北山地平原以沈阳、吉林等周边地区可视为避暑旅游基地第三大集中区;西北中部地区以西宁,兰州为主要中心轴向南北两端发展的辐射地区为避暑旅游基地的第四大集中分布区。     

基于DPSIRM健康距离法的南四湖湖泊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随着全球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干扰的加剧,湖泊生态系统健康问题日益凸显。湖泊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是实现湖泊监测管理、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的基础。基于人地和谐发展视角构建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管理(DPSIRM)因果关系模型和健康距离模型,结合层次分析法建立典型湖泊健康评价的水质-生态-社会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南四湖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南四湖生态系统的水质指标、生态指标、社会经济指标和综合健康距离分别是0.398 9、0.249 5、0.498 3和0.436 2,总体健康处于"较健康"水平,湖泊生态系统稳定性较好,但水质指标未能全部达到国家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在社会治理投入上仍有较大差距;②该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适用性较强,评价结果较为客观,为湖泊生态系统的管理、治理和修复提供了决策依据。     

旅游目的地网络演化的空间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野三坡旅游地为例

网络化是旅游目的地空间演化的基本规律。本文以野三坡旅游地为案例,基于ArcGIS与UCINET软件平台,利用社会网络理论和空间分析方法,从网络规模、网络中心性以及网络结构演化三方面入手,揭示了1986—2015年野三坡旅游目的地网络的空间演变过程,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简要分析。研究发现：①野三坡旅游地网络日趋形成,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网络联系逐渐增强,但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以百里峡景区（核心景区）为核心,由西南向东北逐渐递减的空间格局。②整个网络的中心性呈现下降趋势,网络结构趋于均衡,网络节点具有明显的层次性,核心景区与中心城镇相较于周边的乡村社区与特色园区来说中心性指数更高,占据核心地位。③野三坡旅游地网络演化经历了单核集聚-双核共生-多核等级化-链式全域化四个空间过程,交通网络及可达性、旅游消费者、社区参与与旅游企业、政府政策与规划是影响旅游地网络形成和演化的四个重要因素。景区、城区、社区以及园区一体化发展的旅游产业集聚区作为旅游地网络研究的最小单元,为旅游地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趋势。     

长江三角洲居民乡村旅游空间机会差异及影响机制

旅游机会公平是新近国际旅游学术本位反思及社会伦理责任担当关注的热点。本文立足旅游供需系统视角,利用GIS和改进的人口加权距离模型研究了中国长江三角洲居民乡村旅游的空间差异格局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长江三角洲居民乡村旅游的空间机会格局基本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似半圆环形等级圈,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衰减变化特征;② 城镇与农村人口之间乡村旅游空间机会差异格局具有整体离散、外围显著的特征,差异程度比率范围大约在0.563 55~1.169 28之间,出现了城镇人口出游机会优于农村人口的资源配置“城乡错位”现象,说明乡村旅游点开发向城市集聚的市场导向特征明显;③ 居民乡村旅游的总体机会与城镇化水平呈线性正相关,而城镇与农村居民的空间机会差异程度与城镇化水平呈正态分布相关,即城镇化水平很低和很高城市的城乡差异小,而城镇化水平中等城市的城乡差异大;④ 乡村旅游空间机会的等级差异分布普遍符合幂次法则,这种相对成熟的等级发育意味着旅游机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矛盾长存,发挥制度优势、建立行政干预长效机制是推进旅游空间机会公平的必要手段;⑤ 乡村旅游空间机会与居民收入水平之间存在中高程度的显著相关性,既说明了本文模型实证结论的合理性,也证实二者存在本质差异,只有将二者结合才能更深入具体地揭示旅游机会差异的问题本质及解决路径;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政府权力与企业资本结成相对稳定的利益增长联盟,以及社会福利领域政府干预调控的相对不足,是形成长江三角洲居民乡村旅游空间机会差异格局的深层原因。     

六盘山自然保护区不同类型植被对人类旅游干扰的响应

从人类旅游干扰与生态系统响应互作的双重视角,选择保护区3个核心景区的不同植被类型,在初春植物萌芽敏感期(旅游“五一”黄金周期间),分别进行0～500次的践踏处理,并在2周、3个月后跟踪调查植被与土壤的响应情况。研究结果表明：①旅游践踏强度与植物生长负效应呈显著相关,各种类型植被都表现为高度降低,盖度下降,种群发生变异,土壤硬度增加等负面效应,即使经过2周和3个月恢复,践踏对植被生长负面影响并没有消失,仍在持续; ②不同植被类型对人类旅游践踏干扰响应差别较大。小南川景区对旅游践踏响应最大,梁殿峡次之,野荷谷最小; ③结合旅游者对景区土壤裸露度的可接受改变限度(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LAC)测定,小南川景区在处理前后,均超过了LAC阈值;梁殿峡景区仅在500次践踏强度处理下,2周后LAC超过阈值,3个月后,恢复到LAC阈值以内;野河谷景区在75～500次践踏处理后,2周内都超过LAC阈值, 3个月后250次和500次处理仍超过阈值水平。可见,瞬间饱和践踏很容易对植被带来重大破坏,这些后续变化已影响到旅游者游憩体验。3种地表植被类型中,除野荷谷景区外,小南川和梁殿峡景区植被长期管理问题十分突出。因此,在目前保护区缺乏系统规划建设前提下,采取相关措施已十分必要。     

旅游目的地网络演化的空间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野三坡旅游地为例

网络化是旅游目的地空间演化的基本规律。本文以野三坡旅游地为案例,基于Arc GIS与UCINET软件平台,利用社会网络理论和空间分析方法,从网络规模、网络中心性以及网络结构演化三方面入手,揭示了1986—2015年野三坡旅游目的地网络的空间演变过程,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简要分析。研究发现:①野三坡旅游地网络日趋形成,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网络联系逐渐增强,但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以百里峡景区(核心景区)为核心,由西南向东北逐渐递减的空间格局。②整个网络的中心性呈现下降趋势,网络结构趋于均衡,网络节点具有明显的层次性,核心景区与中心城镇相较于周边的乡村社区与特色园区来说中心性指数更高,占据核心地位。③野三坡旅游地网络演化经历了单核集聚-双核共生-多核等级化-链式全域化四个空间过程,交通网络及可达性、旅游消费者、社区参与与旅游企业、政府政策与规划是影响旅游地网络形成和演化的四个重要因素。景区、城区、社区以及园区一体化发展的旅游产业集聚区作为旅游地网络研究的最小单元,为旅游地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