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生的教育思想及对我国大学若干启示

鲍尔生是19世纪柏林大学鼎盛时期的哲学家与教育家,其《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所诠释的教育理念对我国的大学,大学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我国大学应根据自身情况,发展科研职能与服务社会职能;大学教师应追求真知、经世济民、提高修养;大学学生应会控制自我、自由学习、提升自己的品德素养。     

高中文理分科讨论中的误区

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开始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以来,高中是否应取消文理分科再度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众多讨论中,笔者认为以下三种流行观点存在误区。     

大学人文精神教育六问

在大学中进行人文精神教育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文章提出了目前流行的六种做法实际上并不能解决在大学中进行人文精神的教育问题.人文精神并不必然与科学精神相容、市场的功利化导向与人文精神的失落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联、人文精神的涵育要通过实践而非课程进行、强调在专业课中灌输人文思想也未必合理、在人文精神的教育中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读经却未必.     

试论人本课程论及对我国高中课程改革的启示

<正>20世纪以来,美国的课程改革经历了活动课程、结构课程、人本课程三大阶段,随着"恢复基础"教育运动的兴起,现在基本上回到传统的课程框架之中。而我国当前课程改革奉人本主义课程理论为圭臬,这是值得慎思的。本文拟将人本课程理论的缘起、内涵及对我国课程改革正反两方面的启示作一探析,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创新教育的另类思考

江泽民同志在北师大百年校庆上的讲话,使中国再度掀起创新教育研究的热潮。人类得创造之益太多,培养创造意识的必要性、重要性之类的道理,几乎尽人皆知。但我认为有关创新教育还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创新教育能走多远还是未知数。如何避免使创新教育成为类似“素质教育”概念一样的“什么都往里面装”的箩筐,更应当成为教育工作者慎重思考的问题。本文尝试对创新教育作一“另类”思考。     

农村教育到底为了谁——对当前发展农村教育两个误区的辨析

农村教育的发展面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机遇,但在发展农村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竭力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单纯地发展普通教育而与农村实际没有任何关联;二是单纯地发展农业技术教育,幻想通过农业技术教育改变整个农村社会的面貌。农村教育应当尊重农民自身的选择。     

高等教育大众化:一种理论误导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近年高教改革中呼声最高的音符.本人也不全然反对大众化,但联系中国实际,感到似乎应作更深的思考.因此本人从反面展开阐述,以便为决策者提供更广阔的视界.其一,高等教育大众化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实际国情是一个有着12亿多人口,其中9亿在农村,且人多资源少,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农业大国,它还有700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由于我们国家综合国力不够强大,以1995年为例,政府财政预算内高教拨款为213.5亿人民币,约合25.9亿美元,以普通高校学生(318万人)计算,生均808美元,并不能保证正常教育教学所需的充足经费来源.即使这样紧缺的高教经费,亦已占财政预算内教育总支出的20.6%,如果继续增加高教经费,势将影响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发展.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难以实现大众化.尤其在贫困地区,九年义务教育都难以保证,高等教育大众化对他们无疑是一种误导.有人说我们是否可以倡导区域高等教     

警惕股份制学校改革的“陷阱”

创建股份制学校是目前教育界的热点之一,如何实施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鸣之声不绝于耳。本人在此从另一角度展开论述,以便为有心之人提供一点思考的新视角。 “陷阱”之一：“股份制改造是全业改革成功的经验,教育改革也应借鉴这一改制成果” 党的十五大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股份制成为经济改革的一件法宝,在企业界掀起了股份制改造的热潮,改制、上市、股权、分红成为社会一时的流行语,股份制似乎成为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的灵丹妙药。但事实上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浏览一下近期的《新华月报》就会发现有许多对这一问题探讨的文章。如山…     

应更多关注"普九"后的农村基础教育

随着政府资助力度的加大,农村教育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仔细分析农村教育,我们则感到喜忧参半.一方面,实施了以县级为主、确保教师工资及时发放的财政政策后,九年义务教育终于在农村真正得到普及,"两免一补"的政策惠及到农村的千家万户.另一方面,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日趋严峻,辍学率大幅攀升,"新读书无用论"再次抬头.面对复杂的现状,教育理论工作者必须更多关注"普九"之后农村教育的新情况、新问题.首先是农村教育所面临的资金困难.前一时期,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农村不少地区采用"借债"方式推动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最漂亮的建筑是学校"成为"普九"过程中响亮的口号.     

清华国学《研究院章程》探微

清华国学研究院从其开办到解散仅有四年,然而,在这名师主授的四年中,清华国学院却创造了近现代大学史上短暂的辉煌.品味这个在我国大学发展史上近乎“神话”的一页,就会发现学术自由、教授治学得以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实现,首先要归功于《研究院章程》制度设计及其有效执行.《章程》中对学科建设、教学、招生等诸方面独树一帜的规定,对于我国当代大学制度变革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