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立人”的系统机制——鲁迅论中国人

鲁迅一生最关注和着力“研究”的是什么?我们认为是“立人”,即唤醒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加强自身的现代化建设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他对中国人的“研究”,从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入手,着力寻求“立人”的系统机制与内在机制,为重建民族自我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在关于中国人的诸多思考中,积淀了自己的“人学”思想,上升到了文化哲学的高度。综观鲁迅一生,他对中国人的“研究”是全面、深刻的。从客观存在的形态看,潜心学过医的鲁迅的心屏上,映现出了这样三种类型的中国人:病态型、常态型和超常型。相应地形成了中国人的三种人生图景,它们常常混融在一起,既     

论五四新文学与出版业的互动效应

五四期间，新文学与出版业之间建构起了密切的互动关系，产生了良好的互动效应。一方面，出版业凭借其拥有的物质力量和多样的传播手段，促进了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多元发展，成为新文学创造实践以及新文学家思想与文学自由表达的场所；另一方面，新文学观念的扩散以及新型作者群与读者群的培养和递增，也为出版业开拓了文学市场并给予其丰厚的利润回报。在出版业的积极参与和影响下，五四新文学从外在存在形态到内在审美特质均呈现出新的文化风貌，并体现为具有现代性质的文化创造。鉴于事物的复杂性，出版业的商业属性和观念滞后对五四新文学的创造和发展也产生了消极的作用。     

"新国学"与"新文学"

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文学评论》编辑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及我校文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4月9—12日在我校举行。来自全国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出版单位的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与会代表围绕本学科发展中“学术前沿的前瞻性意义与当下中国文化语境”、“学术前沿及其问题的梳理与原创性研究”、“现当代文学史料与学科建设”等话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探讨与交流。王富仁、范伯群、张中良、白烨、刘勇、王保生、陈子善、吴定宇、陈国恩、陈美兰、殷国明、李怡、王泽龙、陈方竞、周晓明、李继凯、闫庆生、张积玉、李震、史志谨、周燕芬、唐晴川等在大会发言,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考和独到见解,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本刊本期特选择其中6篇各有特色的发言作为笔谈发表,以期引起同行关注与进一步讨论。     

为中国的“苏格拉底”立传--研究生对长诗《谒无名思想家墓》的感言

小引：我先来介绍一点相关情况,算作小小的引言吧。张梦阳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已经退休了。他是我景仰的一位学者,在鲁迅研究尤其是“鲁迅学”研究方面贡献很大,其治学精神亦令人钦佩。我近期在一篇题为《我与鲁迅有“三缘”》的短文中还特别提及：在我以“研究生”身份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行多地访学时,聆听了多位学者的深刻教诲,收获颇丰。特别是我第一次踏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门见到了张梦阳先生,听讲之余还看到他在研究室屋中放着小床,得知他经常不下班就在这里从事研究和休息,我才知道搞研究可以如此专注和拼搏,这对我确实有着很大的启迪及激励作用。张先生治学严谨,著作甚多,影响很大。     

建构适合于文科研究生创新的学术环境

学术环境是人文环境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体现着精神生态的真实状况。笔者就如何建构适合于文科研究生学术环境的现实问题,从若干方面给予重点提示,以期引起大家的关切和重视。     

人际与性际之间--略论鲁迅与茅盾的交友与婚恋

既为人也为己的人生,必然拥有“人生中最伟大的东西——爱与友谊”。而“爱与友谊”则在入际与性际之间展开,鲁迅与茅盾自然也不例外;一切内在与外在的追求都是为了充实人生,鲁迅与茅盾也由此成为真正的“人生派”。从“为人生”包括也“为自己”的“人生”角度来看鲁迅与茅盾,可以更真切地走近他们的人生世界和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这对理解他们的个性和文学,辨析他们的异同、关系和遗训也会有所帮助。论文主要从交友和婚恋这两个人生基本主题,来考察和理解人生场和文学场上的“人生派”鲁迅与茅盾——说到底人们关注鲁迅与茅盾,也是为了建构今生今世的人生世界。     

论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

在延安文艺研究中,学术界普遍忽视了书法的实存及其作用,对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的广泛而又深切的联系缺乏关注和探讨。但事实上,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建立了相当普遍而又密切的关系。历史的事实是,能写善书的大小文人的积极参与,使延安形成了比较浓厚的书法文化氛围;无论是"以文为主"的文人群还是"以文为辅"的书写者,都与书法文化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墨迹和心迹之间,发现延安文人的个性世界。延安人包括延安文人不仅将政治文化引向新的境界,而且也将书法文化引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们的文化追求、文化创造对延安文艺及书法文化的贡献堪称巨大,其所创造的红色书法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启示和意义。     

在文化磨合与创化中开拓革命文论新境界——重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文化建构过程中的经典文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说不尽的,值得不断重读、重识。从其彰显的“文心”与“初心”、在文化磨合中创化、建构革命文艺新传统等角度,探究其在持续开拓革命文论新境界方面的重大贡献很有必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来源多样,其中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和启示,有中国传统文化/文论的深刻影响,有中国近代以来五四文艺、左翼文艺等的经验及教训,也有来自民间文化/文艺和延安文化生态/场域的直接影响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中国革命文论的“元典”及“新传统”所显示的人民文艺思想仍会在不断开拓中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从而达到新的文论境界。     

趋向主动接受的文化姿态─—略论清末民初的翻译文学

清末民初的翻译文学,显示了中国人渐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接受的文化姿态,有力地促进了近代文学的发展。清末民初翻译文学的主要特点：其一,重视意译;其二,多译小说;其三,转译与改译突出;其四,精粗杂陈,译态各异;其五,翻译与评介同步。翻译文学对当时文学创作及有关的文学活动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