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量和理论性俱佳的传播学新作──《传播学导论》小序

我在香港树仁学院任客座教授时接待到访的杭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位教授，记者告诉我邵培仁兄已被学校破格晋升为教授，当时真为他的进步高兴。香港回归之后，我回到小别十个月的北京．即收到那无的又一本新作《传播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并嘱我再版时为他写个小序。其实，找虽然是学习与研究新闻传播学的，但对于整个传播学的知识海洋与理论框架，不如邵兄畅游得这么广阔，研习得这么深刻，令我作序，实在是不够格的。不过，作为一个后到的读者，读完之后确有不少感想，又听说初版五千册即将售罄，可见新作的受欢…     

舆论和舆论载体——报刊

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重视报刊工作,同他们倚重舆论,将报刊视为最有影响的舆论载体是分不开的。他们指出,舆论反映了“公众心理的一般状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58页),而社会舆论则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同上,第1卷,第237页),运载社会舆论的报刊可以独立地发挥“社会舆论的法庭”的作用(同上,第8卷,第463页)。对于舆论的这种基本认识,同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理论渊源之一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以及黑格尔等人的关于舆论的见解十分接近。卢梭认为,舆论即公意,公意是公众意见最大的公约数。伏尔泰说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新闻学研究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际 ,正是新闻学研究在中国展开之时。党 80年不断发展壮大的进程 ,也是中国新闻学研究逐渐繁荣兴旺的历史。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命运 ,是同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与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理论来源中国共产党成立前 10 0年 ,作为现代报刊之母的新闻思潮 ,已在中国涌动。如果说 ,从先秦至明清中国已经发生着一般传播思潮的衍变 ,使这一漫长的数千年成为中国新闻传播思想的孕育期 ;那么 ,从鸦片战争至 2 0世纪初的半个多世纪 ,则是中国新闻传播思潮的萌芽期。国人的新闻传播思想在这几十年中外报刊实践的基础上…     

"五四"精神与新时期新闻改革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本文从新时期新闻改革的视野,思考如何传承"五四"的民主、科学传统,如何创造性地发展"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从而保证新时期新闻改革在健康、正确的轨道上继续运行,推进新闻改革持续深入开展.     

列宁论社会主义出版自由原则

如果说,列宁在建党时期和夺取政权时期都曾经尖锐地揭露过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虚伪性和反动性,那么,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列宁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奠基人,不仅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在新形势下表现出来的极端反动性,而且在社会主义出版自由实践的过程中,全面论证了这种新型的出版自由的性质、特点及其物质基础,第一次明确地确立了社会主义出版自由原则,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出版自由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报的基本思想(下)

党报工作者的素质和修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党报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党报工作者应具有优良的素质。为此,必须委派或任命优秀的战士占据党报这个重要岗位,警惕和防止机会主义分子乃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被安插到党报编辑的位子,“通过党的刊物来指挥党”。(《马恩全集》第22卷,第99页) 为使党报具有健康的无产阶级的特色,党报工作者应对工人和工人的事业有最真挚的感情和高度贵任感。《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讲到马克思时,称赞马克思的文章总是对劳动阶级的幸福和进步一直表示最深切的关怀。恩格斯请拉法格为德国党的     

报刊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

在无产阶级建立了新的政权以后,面临着“管理国家”这个最困难、最崇高的任务。报刊在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列宁指出:“报纸刊物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应当“由主要报道政治新闻的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重要工具”。     

请还给总编辑一个形神完一的性格

我有不少担任总编或副总编的朋友,我发现他们中间的不少人是形神分离的。比如,拜读他们探讨新闻学的文章,表明他们很懂新闻传播规律和宣传工作规律;而翻阅他们编排出版的报纸,却又叫人失望,难以想象这些报纸居然由他们签发,更难以想象其中的一些篇章居然出自他们本人的手笔。再比如,同这些“老总”朋友私下交谈议论,是非曲直,旗帜鲜明,一个个都是有血有肉、有激情有思想、忧国忧民的感慨悲歌之士;可是听他们手下的编辑记者说,这些“老总”一天到晚的语言老是“这话不准写,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