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学与全球性视野

边疆的稳定发展关乎国家重大战略目标的实现,关乎国运的兴衰。近年来,边疆学日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投向了边疆研究领域,边疆研究成果不断增多。边疆的历史文化是边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南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且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为此,我刊组织相关领域的学术名家对南疆研究、桂学研究特别是泛北部湾历史文化的重要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论赋的叙事功能与中古赋家对事件的参与

赋有叙事功能 ,至西晋时左思又进一步论证了赋叙事要征实 ,但汉魏六朝赋真正做到以真实之人叙真实之事 ,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程。枚乘、司马相如以虚构人物叙虚构事件 ,自扬雄以“群僚”之一员叙事 ,刘歆诸人以普通人物身分叙事 ,至庾信《哀江南赋》,才真正将叙事与叙时事、叙自我参与时事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赋的叙事有较强的情节与较多的细节 ,有人物刻画 ,赋的叙事达到了时代高峰     

粤西士人的诗学理论——“粤西士人研究”之六

粤西士人尤其是清代粤西士人在诗学评论上多有放眼全国之举,如临桂况澄、藤县苏时学、灵川朱龄诸人都有论诗作品。粤西士人又多论本域诗人之作,能切合其身世概括其特点,最著名的如临桂廖鼎声《拙学论诗绝句》一百九十八首。古代粤西士人多有提出诗学理想者,如五代时七星山道士石仲元提出"象丽而言达",平南袁钰(醴庭)提出"气平心自平",苍梧钟琳提出显示真性灵,等。清末临桂词派"重、拙、大"的词学理论达全国最高水平。而从外籍士人在粤西创作的诗歌的"序"中,我们又可以看到粤西这片土地给予诗歌创作多么大的滋润。     

论两晋隐逸诗、赋的玄言色彩

隐逸与玄学在义理上有共同之处，隐士与玄学人士在“性分”上有共通之处；隐逸诗与玄言诗在自然景物描摹上有异同，两晋隐逸赋与其他赋作皆有一些玄学色彩。     

关于粤西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关于粤西文化的研究，有三个问题应该首先考虑：第一，“粤西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至少可以这样看：１．粤西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２．粤西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亚文化；３．粤西文化是本区域内诸文化因素的总和。第二，交流在粤西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这是粤西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粤西文化研究现实意义之所在。第三，回顾与反思过去的研究成果，从中探讨粤西文化今后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方向和道路。     

论唐人对小说本质的全面把握

唐代小说,已由汉魏六朝时期的初具规模走向成熟,呈现出兴旺繁荣的景象.初唐人刘知几《史通·杂述》说:“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七一○年),所谓小说“斯道渐烦”,刘知几指的是初唐的事,“其流有十”,当然不包括盛唐以后兴盛起来的传奇小说,但刘知几颇具慧眼,他看到了唐代小说将兴盛发达,掀起高潮的趋势.唐代小说真正繁荣是在开元、天宝以后,     

论南朝前期的风格批评模式

南朝前期盛行风格批评，风格批评模式的核心是对风格的总结与评价。《文心雕龙》的方法是“总其归途”与“见异”二者，其表述风格的语言，或为总括式，或为解析式，但都以印象式出之。其时还多探讨风格形成的原因。风格批评是在人物品藻风气影响下逐步形成的。     

“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辨

北朝魏收提出“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南北朝时,作赋须有以下之“才”：作赋须有讽谏之才,作赋须有宏大构思并形成规模效应,作赋须有纪实之才,作赋须有用典与征引之才,作赋须有运用音律之才,作赋须有铺张［扌离］丽之才;作赋还须有诗歌才华。汉时作赋还须有文字学之才,但后世没有推广开来。其实．南北朝作赋须有之“才”,就是指当时赋的基本特质,各个时代赋的基本特质是不大一样的。     

“永明体”一联声律规则还原——以比照不同时期“齐梁调诗”作分析

永明体的特征是"四声"调和五言句,以此分析沈约诸人两组<赋鼓吹曲名>,并比照唐代所称"齐梁调诗",说明永明体崇尚平、上、去、入四声具备的句子,并有一定的规则.     

徐陵为《玉台新咏》协助撰录者及其《序》的撰作时间考

一、徐妃为《玉台新咏》撰录者又一佐证先师詹?《〈玉台新咏〉三论》据《玉台新咏序》叙一丽人,"细考文意,知一后宫贵人失宠之后,长日寂寥,此编(指《玉台新咏》)乃为其排遣而作",我伸扬先师之论,作《〈玉台新咏〉为梁元帝徐妃所"撰录"考》,主张《玉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