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交游与古文之兴

本文从韩愈的交游重新审视古文和古文运动,认为:柳宗元作古文不像韩愈那样弘扬古道,而是以自己的生活、思想、性情为文,缺少与韩愈共倡古文的自觉。韩门弟子李翱趣味重在修史,张籍为韩愈所重却乐与白居易、元稹以诗为务,皇甫的好新奇与古文的传古道有所不同。张籍弃俗而从好古文的寂寞之道以及李翱的不合时俗而学古文,可见古文处世的艰难。在韩愈的其他交游中,孟郊创作的趣味在诗,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重诗且言不称古文,同样说明古文在当时声势的微弱。     

新升格本科院校计算机文化基础实验教学改革实践

对新升格本科院校新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进行分析,提出计算机文化基础课中实验教学的一些改革实践,主要是应用任务驱动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大学生能更有效的掌握计算机的基本操作及应用。     

庄子“轮扁斫轮”及其言意学说

一、意不可言传的理论根据《庄子·天道》有则“轮扁斫轮”的寓言,用以阐述庄子意不可言传的理论,为论述方便,不妨引述如下: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失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     

根深叶茂 形大声宏——读韩愈的《答尉迟生书》

文章作法素来让人疑惑,作者性情互异,千人千法,也就没有固定的程式。寻求程式的,很难使文章因有程式而始终保持兴盛。古代最讲究作文程式的是明清两朝流行的八股文,启承转合,行规步矩,但那不是为文,而是为意欲步入仕途的举子设置的敲门砖或铺路石,使他们借此赢得不同平民的官吏生活,于是八股文的作法无形中内蕴了做官之法,难怪一时间士人举子青睐有加。不过,它毕竟把人限制得太厉害,反过来遭人厌恶,加速了衰落且蹶而不振。尽管这么说,作文总还是有一些基本的道道,韩愈的《答尉迟生书》就是围绕它写的一篇短文。     

语文教育的人品熏染

多年前,有人对我说:语文有什么好学的?更有甚者说:学语文有什么用?当时,我讲了庄子《逍遥游》中的一则寓言,寓言里享有防冻膏专利的宋国一家人,只知把防冻膏用于漂洗丝絮;而向他们买了这项专利的客人,用这个方子游说吴王冬天和越国人在水上作战,结果在吴王大败越人后获得了一块封地。随后,我说语文是把金钥匙,不是没有用,关键是会用不会用。     

古诗文教学的课堂诵读

古诗文教学的课堂诵读,这在中小学的语文教学中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在大学课堂上,有无这种必要性？问题的提出主要原因是大学生业已成人,诵读完全可以交给他们自己,没有必要在课堂上诵读。但我一直认为古诗文教学的课堂诵读非常有必要。其中老师的诵读对学生的引领姑且不论,单从学生而言,就有三方面的理由：     

战国文化的多元与散文风格的初建

:战国文化的重辩特质是为诸侯之战及百家争鸣的社会生活所决定的 ,其多元成为必然。在这一背景之下 ,春秋的诗性文化没有得到光大 ,而形成文化的散文化趋向。同时 ,不自觉的散文发展轨迹 ,其风格的初建与作者的求真、思想方法及性情密切关连 ,于是有了战国特殊的散文现象     

李贺与李商隐诗歌意象比较

李贺与李商隐在唐代诗坛上以其独特的经历和独特的诗风引人注目。本文对他们的诗歌意象进行比较,相同之处有三点：1．意象密集;2．意象凄艳;3．意象时空超越。不同之处在于李贺诗意象凝重而奔突;李商隐诗意象轻柔而变幻。     

论建安诗歌的文化品格

建安诗人在社会现实的熏陶中,以诗歌的哀悯死亡打破了诗歌重生轻死的传统,却又以对生命的依恋表现出对诗歌乐生风格的继承。这种矛盾的现象体现了建安诗人生活与人格的两个方面,形成建安诗歌自具的文化品格。而诗人在其中或者以诗歌为情绪消解的方式,或者以诗歌为生存的方式,以前者调和心境,释放优郁情怀;以后者自尊自足,完成生命的自然运动     

《刘子》研究的考证与辨析——读陈志平《〈刘子〉研究》

我不知道最初《刘子》是怎样引起了学人的关注,这部一向被认为是北朝的子书,虽然不足三万字,却在作者、版本方面存在诸多的问题,而且一些问题争议已久,并无定论或者说压根就难有定论。因此在这看起来不属重新开拓的领域,有相当大的探索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