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意求变以破局 因时而动方有为——2019年媒体融合年度回顾与展望

2019年,各级主流媒体在推动媒体融合迈向纵深方面卓有成效。媒体融合不仅是主流媒体应对时代潮流、实现转型发展的行业选择,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抓手。面对全新的历史起点,媒体必须实现从机构融合到社会融合的观念转变,将融合变革嵌入更加广阔的社会图景之中,使其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支撑。     

中国电视产业对外依存度的测度与分析

文章分别从电视节目进出口对外依存度、电视技术与设备进出口对外依存度以及电视产业对外资的依存度等三个指标,对中国电视产业对外依存度进行了详细地估算,结果发现:电视节目进口对外依存度一直保持在较为合理的水平,但电视节目出口对外依存度偏低;电视技术与设备进口对外依存度较高,出口对外依存度偏低;同时,电视产业对外资依存度非常低.对数据进行比较后发现,我国电视产业对外依存度表现出结构性差异的特征:从各项指标进出口比例结构上来看,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从进出口区域结构上来看,电视节目进口对欧美、韩国的依赖程度较大,而节目出口区域则较为分散,不同省市的电视技术与设备进出口对外依存度存在明显的差异;从对外依存度指标的变化趋势来看,广播电视技术与设备进口对外依存度变动幅度较大,电视节目和资本对外依存度变化幅度较小.文章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我国电视产业对外依存关系的对策.     

中国政治意识形态与传媒改革:关系与影响

本文探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变迁与传媒改革的互动关系问题,着重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变迁对传媒改革的影响,聚焦在从组织意识形态的核心观念的角度梳理和分析了中国四代领导集体实践意识形态的变化与传媒改革的关系,表现在权力结构观、矛盾论、经济中心论和发展观对媒介体制、行业格局和发展观念等方面改革的影响.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广播创新

本文从国外研究报告和现实状况入手,着重阐述媒介融合时代广播的创新发展之路。对于国内广播的媒体融合,要走先细分后融合,并对业务流程进行再造和组织机构重构之路。以适应媒体的持续发展。     

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创新路径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使命。创新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要面向学科重要基础与重大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面向实践重大问题。同时,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要明确改革方向,以交叉、协同、融合思维优化学科体系,从基础、前沿、问题视角强化学术体系,用范畴、概念、普遍化活化话语体系,以实践、行业、治理为抓手深化社会贡献。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根本,要从历史范式、理论范式和实践范式入手,着力构建自主性知识体系。     

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语感教学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良好语感能力,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也是小学语文教学的突破口。语感培养很重要,语感是创新能力的内在源泉,是创新型人才所必备品质。文章就如何培养学生语感的问题作了探讨。     

结构·组织·供应链·制度安排(上)--对当前西方媒介产业的经济学分析

西方媒介产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迁。这种变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媒介产业的内部要素变革 ,包括产业结构变迁 ,呈现出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特点 ;产业组织变迁 ,表现为网络化结构、管理方式和策略以及管理机制变革 ;产业供应链变迁 ,电视产业日益成为频道过剩而内容短缺的经济形态 ,而电影仍然在流通方面至关重要 ;产业技术变迁带来媒介产业生产、流通和消费形态的重大革命 ;其次是媒介产业的外部要素变迁 ,包括实行自由主义的产业政策 ,即放松、干预和保护并举的公共政策体系的完善 ,以及新的制度安排带来的制度合法性的实现。这些变化对于当今我国媒介产业变革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美国广播电视市场的细分与走势

美国是世界上广播电视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广播电视业历史最长的国家。 目前,全美有电台11000家,其中,商业调幅电台(AM)5000多家,商业调频电台(FM)4750多家,还有1570多家公共或非商业电台。 美国广播业者按听众人数集中程度将全国分为263个广播市场,最大的广播市场是纽约市场(包括周边地区),有1400多万12岁以上     

新传播环境中的泛娱乐化现象与破解北大核心

互联网平台已经深嵌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人人娱乐”和“娱乐人人”成为可能。泛娱乐化的核心在于“泛”,在网络平台中,娱乐的主体、客体、时空和方式均呈现出泛化趋势。当风险、情感和审美被娱乐化后,泛娱乐化的潘多拉魔盒便被打开了,新的社会危机随之而来。而平台的治理、建设和链化应当是最具操作性的破解之术。     

由内而外的传播智慧:对外传播学的现实与未来

在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传播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两种规范化理论(normative theory)模型,分别是由内而外(in-outside)的"外向输出"和由外而内(outside-in)的"内向输入"。而现实中,输出与输入的比例——借用经济学的术语"入超"和"出超"——取决于所讨论国家在国际格局和地缘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实力,及其文化对输出地的吸引力(亦即我们现在常说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