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的传播学思考

网络发展迅猛使之成为全球传播学家研究的对象。不少人认为网络是“第四种媒介”,它将取代原有的一些大众传播媒介。相比于其他媒介,网络在许多方面确实有很大的优势,不过它却无法使原有的大众传播媒介就此消亡,作为一切媒介的媒介,网络表现出新一代媒介的特征。它的出现标志着三代传播媒介共同繁荣的时代即将来临。     

从“环境”到“波粒二象性”：关于“媒介即环境”的再思考——媒介环境学经典理论重访之四

本文从“媒介即环境”的隐喻出发,分析了媒介环境学和媒介生态学在媒介本体论上的差异。在分析媒介生态学作为一种生成性媒介论的洞见与局限的基础上,本文指出在波粒二象性的新实体观的指引下,应当打破传播动力学和静力学的边界,从而推进传播学科认识论的发展。在无序运动和“不可见”的媒介生态中,只有更努力捕捉作为媒介的元素、集合和模式,我们才能在不可知的逻辑中获得更多关于媒介和传播的知识。     

“第四堵墙”:媒介化视角下的传统媒体媒介融合进程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一直被理解为处于竞合框架中平等主体间的博弈。然而智能媒体平台运作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巨大能量,使传统媒体处于一种被再度媒介化的进程中。所谓媒介融合指的是新媒体的转译过程。尽管新媒体的技术很容易被传统媒体所采纳,但后者运作的游戏规则却彻底被破坏了,其盈利模式的消解和话语权的旁落使大众传媒的新媒体实践与新媒体之间似乎总有一堵透明的墙壁。竞合框架的思维导致大众传媒在"轻视文本质量,重视技术分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使大众传媒彻底迷失了自身的发展方向。     

重塑新闻价值:基于技术哲学的思考

新闻学界围绕新闻价值的讨论四百年来从未停歇.当下,国内新闻学界对新闻价值的理论讨论集中在新闻价值的定义和内涵,大家通常将新闻价值分解为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五要素.然而这种基于本体论和功能主义的探讨,严重阻碍了从认识论角度与时俱进地理解新闻价值.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历史上从没有一种统一的关于新闻内涵的共识,当然也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放之任何历史时段均成立的关于新闻价值的共识.比如,新闻的内涵和新闻价值的标准通常会因为时间感、空间感、速度感和社会关系的重构而发生变化,而现在看来,导致这种框架性重构的重要原因与技术的突变有关.正像杨保军所分析的那样,目前关于新闻价值的研究集中于特殊个案而忽略了普遍意义,从整体、长期、持续的新闻价值研究层面来说,传统的新闻价值取向和新兴媒介类型的价值研究取向之间的张力应当是新闻价值研究新的生长点.①事实上,网络新媒介的技术革命已经改变了新闻生产方式以及人们对新闻的理解,如果依然在固有的大众传播语境下观照新闻价值,那么我们将无法真正理解互联网时代的新闻活动.因此,本文想就媒介革命与新闻价值之间的关联做一点初步的探讨,因为这个问题目前仍然缺少技术哲学的观照.     

作为媒介性的可见性：对可见性问题的本体论探讨

中国学界对可见性问题的讨论逐步增加,但分歧更为明显。他们理解的“可见性”既有媒体的议程设置比如“能见度”,也有受众的“关注度”,并从功能主义和权力批判两种不同的路径入手去讨论“可见性”问题。“可见性”的批判路径源自福柯,福柯有力地阐释了可见性与科学知识的直接关联。德波与鲍德里亚又从“景观”与“拟像”的视角对媒介技术组织起来的“可见性”及其背后的权力意志进行了揭露。面对这种认识论意义的“可见性”,以萨特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法国现象学派试图从本体论角度去回答主体感知的层面上可见性何以可能。然而这些观点的局限性在于无视媒介本体论的后果。媒介作为中介物,创造了在世存有。媒介的可见性既是对存在的表征,也对存在的形塑,因此它注定将表象意义上的正确取代存在本身。媒介的呈现意味着它用高度明晰的可视性掩盖了它组织和建构世界的本质,因此媒介的可见性恰恰意味着遮蔽和不可见性。     

媒介素养与传播效果研究——基于大众传播理论创新的思考

关于媒介素养的探讨已经成为当前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从1997年我国出现第一篇关于媒介素养的论文以后,国内掀起了一场媒介素养讨论的热潮。胡连利等研究者通过较为全面的文献研究发现,近8年来,我国媒介素养研究的特征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即主体媒介素养     

美国传播学传统学派形成的学理探究

在美国传播学的发展史上,传统学派一直被视为是主流研究范式,这个学派是结构功能主义与行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结构功能主义与行为主义是两种价值观有极大分歧的理论,从学术上讲,哥伦比亚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相似性似乎还更多一些,然而在二战前后美国的两场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科学运动——行为科学一体化运动与现代化理论运动中,哥伦比亚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渐行渐远,而与耶鲁学派走到了一起。功能主义与行为主义合流的结果使得美国主流传播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失去了学科研究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品格。     

论民生类法制节目的传播形态——以"法治现场"节目为例

这些年来,法学以一种强势学科的姿态介入了新闻传播的研究领域,并且以自己的独特视角审视着诸如"新闻自由"、"新闻立法"、"新闻审判"以及"新闻与隐私权"等问题,但研究者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新闻传播的范式也在对法律,尤其是受众     

文化政策的重新思考与再思考——评《重新思考文化政策》

最初翻阅《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一书时,不会想到去为它写一篇评论。这首先是因为该书与其说是一本闪现着思想火花的专著,不如说是一本带有综述性的教材,书里夹杂着来自技术决定论、品牌研究等不同视角的各种观点,议题并不集中。另外,笔者本人并不喜欢英国的文化研究,这一思潮的许多代表作家尤其是第二代第三代学者有一种莫名的故作高深和含糊其词,而且通常站在一种调和主义的立场之上。这种模棱两可的含混极大地着削弱了这些学者思想中最闪光的发现和最锐利的洞见,吉姆·麦圭根不仅不能例外,而且尤甚。最终促成动笔的唯一理由,是对中国文化政策与文化产业研究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