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手”到“在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化生存与反思

在平台媒介快速崛起的当下,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特征得到充分彰显,媒介对社会各场域形成他律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再度媒介化。本文以刘三姐山歌的平台生产与传播为个案,对“非遗”的媒介化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研究发现,“非遗”在平台媒介中被更频繁地表征,并吸引了大量普通用户的参与。然而,在流量逻辑的支配影响下,“非遗”失去了文化繁殖力,原本意蕴丰富的内涵和文化独特性也被消解,并进一步沦为被观看的大众文化消费品。     

谁是批判学派:对传播研究范式二元框架的批判

在传播学界,"批判学派"一词一直没有什么太多的争议,它被认为是欧洲20世纪60年代以后崛起的传播研究范式。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先有了批判学派这个概念或对于欧洲传播学"他者"形象的确立,才有了批判学派的历史脉络,它是一种因果倒置逻辑的产物。而从概念内涵上看,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可以被称为批判学派的传播研究主体。是20世纪70年代传播学科话语权的斗争催生了这个概念,并使这个概念得到了各方认可。但将所有批判理论都纳入"经验—批判"的二元框架,其实终结了不同批判思想之间的差异并消灭了它们的主体性,一切理论创新随之戛然而止。中国学者对这一二元框架的照单全收体现了我们在理论积累上的欠缺,也体现了我们的急功近利。     

自媒体时代传统媒体如何进行舆论监督——以“八毛门”事件为例

本文以"八毛门"事件为例,探讨了传统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作用。自媒体迅捷的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媒体掌握的舆论主导权,有时甚至迅速形成强大的舆论风暴,形成干涉现实的力量。但与此同时,由于其缺乏专业精神,各种失实的消息泛滥成为必然结果。传统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存在的价值并不仅仅只是核实真相,它更重要的任务是更专业和更科学的调查方法和新闻素养以及作为专业调查者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在自媒体时代,在舆论监督领域,传统媒体及其专业主义大有可为。     

重塑新闻价值:基于技术哲学的思考

新闻学界围绕新闻价值的讨论四百年来从未停歇.当下,国内新闻学界对新闻价值的理论讨论集中在新闻价值的定义和内涵,大家通常将新闻价值分解为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五要素.然而这种基于本体论和功能主义的探讨,严重阻碍了从认识论角度与时俱进地理解新闻价值.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历史上从没有一种统一的关于新闻内涵的共识,当然也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放之任何历史时段均成立的关于新闻价值的共识.比如,新闻的内涵和新闻价值的标准通常会因为时间感、空间感、速度感和社会关系的重构而发生变化,而现在看来,导致这种框架性重构的重要原因与技术的突变有关.正像杨保军所分析的那样,目前关于新闻价值的研究集中于特殊个案而忽略了普遍意义,从整体、长期、持续的新闻价值研究层面来说,传统的新闻价值取向和新兴媒介类型的价值研究取向之间的张力应当是新闻价值研究新的生长点.①事实上,网络新媒介的技术革命已经改变了新闻生产方式以及人们对新闻的理解,如果依然在固有的大众传播语境下观照新闻价值,那么我们将无法真正理解互联网时代的新闻活动.因此,本文想就媒介革命与新闻价值之间的关联做一点初步的探讨,因为这个问题目前仍然缺少技术哲学的观照.     

媒介素养与传播效果研究——基于大众传播理论创新的思考

关于媒介素养的探讨已经成为当前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从1997年我国出现第一篇关于媒介素养的论文以后,国内掀起了一场媒介素养讨论的热潮。胡连利等研究者通过较为全面的文献研究发现,近8年来,我国媒介素养研究的特征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即主体媒介素养     

美国传播学传统学派形成的学理探究

在美国传播学的发展史上,传统学派一直被视为是主流研究范式,这个学派是结构功能主义与行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结构功能主义与行为主义是两种价值观有极大分歧的理论,从学术上讲,哥伦比亚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相似性似乎还更多一些,然而在二战前后美国的两场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科学运动——行为科学一体化运动与现代化理论运动中,哥伦比亚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渐行渐远,而与耶鲁学派走到了一起。功能主义与行为主义合流的结果使得美国主流传播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失去了学科研究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品格。     

论民生类法制节目的传播形态——以"法治现场"节目为例

这些年来,法学以一种强势学科的姿态介入了新闻传播的研究领域,并且以自己的独特视角审视着诸如"新闻自由"、"新闻立法"、"新闻审判"以及"新闻与隐私权"等问题,但研究者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新闻传播的范式也在对法律,尤其是受众     

文化政策的重新思考与再思考——评《重新思考文化政策》

最初翻阅《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一书时,不会想到去为它写一篇评论。这首先是因为该书与其说是一本闪现着思想火花的专著,不如说是一本带有综述性的教材,书里夹杂着来自技术决定论、品牌研究等不同视角的各种观点,议题并不集中。另外,笔者本人并不喜欢英国的文化研究,这一思潮的许多代表作家尤其是第二代第三代学者有一种莫名的故作高深和含糊其词,而且通常站在一种调和主义的立场之上。这种模棱两可的含混极大地着削弱了这些学者思想中最闪光的发现和最锐利的洞见,吉姆·麦圭根不仅不能例外,而且尤甚。最终促成动笔的唯一理由,是对中国文化政策与文化产业研究的担忧。     

论深度报道的整合

我们正在步入了一个整合的时代，新闻写作领域也不例外。深度报道作为一种新闻思潮，经过两个阶段70多年的自我整合，开始成为新闻报道领域中一种重要的整合力量。它全面整合了以往的新闻观念、各种新闻体和媒介角色定位。可以说，深度报道的时代已经来临，而整合性已成为深度报道的重要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