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论语说》拾遗

苏轼《论语说》佚文经时贤搜寻,日益完备,舒大刚先生在增补诸家所辑基础上,汇为一帙,尤便学者,然亦未竟全功。今循时贤之轨辙,于《四书或问》、《四书通》、《朱文公文集》诸书拾得《论语说》佚文十余则,恐不乏补遗之助。     

朱熹对历史人物评价缀谈

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除了义理和功业两大标准外，还从人物的心术、气象、资禀、本领、见识等方面进行具体评判，充分显示了其史学思想的深刻和公允，堪称知人论世的典范。朱熹对人才具有辨证、宽容的看法，这尤其体现在对人物德、才关系的看法上。     

略论朱熹的教材编撰成就——以四书学著作为中心

朱熹是大教育家,其教育成就的取得体现在诸多方面。他在教材编撰方面亦取得了突出成就,他一生编撰了以四书学为主的系列教材,具有鲜明独特的风格,这缘于他明确高远的编撰宗旨、精益求精的不懈修改和述作结合的编撰方法。     

《四书集注》点校献疑——以中华书局本为中心

中华书局本《四书集注》点校精良,为30年来学界权威流行之读本,然其中亦有一二疏漏处,实为各家点校本之通病.本文拟以中华点校本为中心,就该书引文句读、行文句读、人名误漏、校勘疏忽、分节不当诸方面提出30余则疑问,以就教于方家.盖诠解《四书》,虽本无定则,然《集注》之点校,实应以忠实朱子原意为准的,故须参照朱子思想及《语类》等相关论述.至于版本校勘,更须参照宋元以来《集注》注释之本,中华本于此二者似有所忽略.     

反史倡史，一体两面——朱熹史学态度辨惑

朱熹既有不少排斥、反对史学之说，同时亦有许多赞同、提倡史学之论，这就令人对其史学态度生出困惑。从根本上而言，朱熹并不反对史学，他反对的只是将史学凌驾于、优先于理学之上，这是从辨本末之学来考虑的；另一方面，他反对作为权谋功利之说的史学，这是从义利之辨的角度着眼的。朱熹提倡史学乃是其格物穷理、经世致用思想的应有之义。     

《说文解字》"牛"字说解的辨释

《说文解字》“牛”字说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结合“马”字说解，从《说文解字》全书体例、语言学基本常识、词语文化释义三方面可证明段氏说法较确。但段氏将“牛，事也，理也”中的“理”理解为“文理”则不够允洽，《说文解字》在此应是采用了文化说解，“理”当为顺从之意。     

生而利还是死而义?——从孔、孟、程、朱、王夫之的管仲之评看儒家的生死义利观

孔子从道德和事功的分合着眼,对管仲作出了“如其仁”和“不知礼”是非两分的评价;孟子则鉴于时代要求和推行王道的需要,极力贬低管仲的霸道功业及其品德;程颐和朱熹从寻求普适的道德标准出发,以长幼、忠信之义为原则对管仲、魏征作出了正反不同的评价;王夫之以国家大义替代长幼之义,亟称管仲之仁与功,同时严斥魏征之不仁不义。由此反映了儒家在坚持义以至上的同时,对义利合一的艰难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