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灭洋军”传统说法质疑

一九○二年九月,湖南著名近代爱国主义者贺金声以“尊内攘外”相号召.在邵阳自募军队,领导反帝爱国斗争。贺金声的举动虽因湖南巡抚俞廉三的残酷镇压而惨遭失败.但影响较大,他的爱国事迹至今还在当地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至今为止,人们普遍认为贺金声曾将其募军命名为“大汉灭洋军”.这个称谓的史料依据主要来自贺金声的儿子贺振纲及赵铁撑之孙赵特仲后来提供的材料。不过,贺振纲和赵特仲的记述也只是以前辈的追忆和地方传说为依据,并非第一手材料。贺金声募军时,贺振纲才十二岁,至于赵特仲则更在其后。     

人文素养乃立身之本

我对学生人文素养现状的担忧首先来自自己的学生。通过23年的教学经历，我发现当代大学生、研究生的人文意识状况总的来说很不理想，而且呈现逐年滑坡的趋势，私德与公德都比较欠缺，比如：缺乏合理系统的价值观念和健康向上的人生追求，常常觉得无所适从；不重友情、亲情、师生情，感情冷漠。有“自私”之嫌；不太注意个人修养，很多人甚至不懂基本的礼貌。为此，我曾经在大学校园里作过多次关于人文素养、人文意识的演讲，甚至包括教他们怎么写信、写贺年卡。但是，这样做还远远不够，入文素质的培养也要“从娃娃抓起”。     

试论蒋翊武革命的一生

蒋翊武(1885—1913),原名保襄,湖南澧县一个贫苦的豆腐工家庭出身。他从小生长在帝国主义不断奴役中华民族和清朝封建统治日趋腐朽的时代。此时,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的政治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戊戌变法失败后,许多资产阶级革命者日益坚信,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这个“洋人的朝廷”,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这个特定的时代深深影响着当代青年,同样也影响着蒋翊武。1904年,他就学于常德西路师范,开始参加革命活动。这年,湖南华兴会负责人之一宋教仁回常策划革命,以配合长沙起义。宋教仁思想激进,意气风发,对蒋影响很大。蒋翊武竭力襄助宋教仁,以本校为据点,做了很多工     

另一种名誉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这是属于远古先人留下的版权。古往今来,它不知鼓惑过多少为“留名”而施展才华与手段的男男女女。不仅想着死后的“留名”,还很看重有生之年对于名誉的争取与享受。人生驿站的名与利,就如同文学作品中的生与死、爱与恨,成了人世间的永恒话题。     

人文素养乃立身之本

我对学生人文素养现状的担忧首先来自自己的学生。通过23年的教学经历，我发现当代大学生、研究生的人文意识状况总的来说很不理想，而且呈现逐年滑坡的趋势，私德与公德都比较欠缺。比如：缺乏合理系统的价值观念和健康向上的人生追求，常常觉得无所适从；不重友情、亲情、师生情，感情冷漠，有“自私”之嫌；不太注意个人修养，很多人甚至不懂基本的礼貌。为此，我曾经在大学校园里作过多次关于人文素养、     

人文素养乃立身之本

我对学生人文素养现状的担忧首先来自自己的学生。通过23年的教学经历,我发现当代大学生、研究生的人文意识状况总的来说很不理想,而且呈现逐年滑坡的趋势,私德与公德都比较欠缺,比如:缺乏合理系统的价值观念和健康向上的人生追求,常常觉得无所适从;不重友情、亲情、师生情,感情冷漠,有“自私”之嫌;不太注意个人修养,很多人甚至不懂基本的礼貌。为此,我曾经在大学校园里作过多次关于人文素养、人文意识的演讲,甚至包括教他们怎么写信、写贺年卡。但是,这样做还远远不够,人文素质的培养也要“从娃娃抓起”。有人说,中国文化从本质上讲就是“…     

有关孙武、蒋翊武的认识问题

近日读得邓可吾、王先胜同志合撰《试论蒋翊武与孙武分裂的性质》一文(载《湖南教育学院院刊》一九八三年第一期),这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孙武、蒋翊武的两位武昌首义的重要领导人,无疑会受到一些教益和启发。但因为作者没有把孙武在武昌首义前后的显著变化作必要的区别和具体考察,因而在一些史料的取舍和运用上,乃至在对孙武、蒋翎武二人各自的评价上,似有失之偏颇之处。兹试举数例,以资说明。不当之处,尚希邓、王二同志及读者们批评指点。     

黎元洪与黄忠浩之比较研究

黎元洪和黄忠浩,一个是湖北新军的高级军官,一个是集军官和立宪派领袖于一身的湖南高级士绅。按理说来,后者较前者更有可能在辛亥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因缘际会,装扮成“革命元勋”一类角色。事实却恰恰相反。藉革命扶摇直上,享不尽民国荣华富贵的是黎元洪;在革命中落得身首异处,充当清王朝殉葬品的却是黄忠浩。为此,人们往往强调黄忠浩的“思想守旧”,“反对革命最力”,似乎黎的思想就不“守旧”,反对革命就不力了。这是缺乏说服力的。将黎、黄二人作一比较研究,对于了解黎、黄各自不同的历史环境,尤其对于了解两湖革命党人对旧官僚和异己势力的不同倾向和态度,及其对革命本身带来的影响,进而窥见历史的偶然性和历史人物的个性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或许有所帮助。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历史认识主体对客观历史进程的概括和抽象,也是史学著作体系得以确立的主要依据。在8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研究堪称“显学”之一。它反映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史许多重大问题的重新认识,也直接关系到中国近代史著作新体系的酝酿和确立。 早在50年代,史学界在讨论近代史分期问题时,多少也涉及到了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当时胡绳提出;“要解决分期的问题必须先确定划分时期的标准。这也就是要确定,我们在叙述中国近代史时,主要的任务是在说明什么,以什么来做基本的线索”,主张要解决分期问题,必须先找出基本线索,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只有先找到基本线索,才谈得上对它分段,也才谈得上中国近代史著作与教材体系问题的解决。 因而到了80年代,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于1984年和1987-1988年两度出现高潮。归纳起来,其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