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居住的东都净土寺史事钩沉

隋末玄奘居住的东都净土寺,在当时洛阳东城墙建阳门内,后来迁址于东城墙上东门内,武则天时改称大云寺,唐玄宗时改称开元寺,唐武宗会昌毁佛时废弃。玄奘所师从的景法师、严法师,不是普遍认为的净土寺僧人,而是东都内慧日道场的僧人。东都净土寺中珍藏着西域雕像,寺主参与翻译印度药方,一批杰出僧人举办高级别、大规模的佛学讲会,受到唐代朝野的重视。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于洛阳度二七僧”笺释

佛经中的事项、概念,常冠以数字。数字"七"同佛教的关系,较其余数字更加密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有敕于洛阳度二七僧。"人们普遍把"二七僧"解释为"二十七名僧人"。其实这是用乘法来表示数字的,二七一十四,"二七僧"是十四位僧人。如果真是二十七位僧人,古代的文字表达要说成"二十七僧"或者"廿七僧"。     

洛阳水席源自唐代说质疑

或说洛阳水席起源于唐代的佛寺,或说起源于唐代武则天吃萝卜。唐代文献有关于洛阳饮食的零星说法,但水席来源的说法却找不到文献依据,也缺乏合理性。加以推测,当地农家以红薯淀粉制成的不同形状食品为主要原料,配以肉食,变换花样,轮番装碗上菜,招待客人。由于多是汤菜,相沿成俗,后被开发改造,起名水席。红薯是明朝才从国外传入中国的,因而洛阳水席不会起源于唐代。     

说隋唐佛教教育

隋唐佛教长足发展 ,除社会原因外 ,也与佛教教育密切相关。佛教教育的原则和手段有五点 :其一 ,区别对象 ,因材施教 ;其二 ,有的放矢 ,对症下药 ;其三 ,利用教具 ,直观形象 ;其四 ,启发思维 ,由近及远 ;其五 ,形式多样 ,喜闻乐见。中国教育史之类的著述对佛教教育例不提及一字 ,这不利于认识佛教教育的历史地位和吸收其中有益成份。剔除佛教教育的宗教目的 ,其原则和作法对于今天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是儒学的开山之举

西周初年,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使得礼乐文化粲然大备。春秋晚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是从周公这里汲取的思想资料。周公是儒学的奠基人,制礼作乐是儒学的开山之举,河洛大地是儒学的发源地。相当长的时期内,儒学一直号称"周孔之教"。南宋将《孟子》由子书拉入经书中,到明代才有了十三经的称谓。这样,儒学便被称为"孔孟之道","周孔之教"的称谓反倒掩而不彰了。对于儒学来说,周公起着先导、启发的作用,孟子起着发挥、阐释的作用,周公的作用要比孟子大得多。     

玄奘与佛道名位

唐初，儒释道三教并存。儒教不是宗教，而是政治伦理学说．用以经邦济世，协调社会关系，不管名义上排位几何，实际上被统治阶级奉为镇国至宝。为神化李唐政权，皇室奉道教祖老子李耳为自己的始祖，道教为血亲宗教。于是，三教顺序排定为道先、儒次、佛后，成为基本国策。玄奘从印度回国后，为争取佛教同道教的平等地位，从三个方面开展活动。其一，尊重朝廷，美化皇室，争取国家对佛教的理解、亲近和支持。其二，诱皇室入中，迫使其发表弘扬佛教的言论，部署发展佛教的活动，制造轰动效应。其三，直接提出调整佛道名位的要求。当时实际情况是，无论是民间百姓，还是中央和地方官吏，都十分崇信佛教．皇室要超度亡灵、追崇福业和树立功德，都不可能利用只讲个人长生不老和羽化登仙的道教来做这些事，只能利用具有业报轮回和普度放生说法的佛教。玄奘虽然及身未能最终使皇室调整佛道名位，但由于所作努力与现实状况契合，故而为问题的解决铺平了道路。在地死后，几代帝王分步骤矫正道先佛后的国策，使佛教取得了同道教平等的地位。     

治学求新 贵在有我

我研究隋唐史和中国佛教,出版了学术专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合著出版了《谋士传》、《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等著作,发表了60篇论文,其中不少被人大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中国史研究动态人《历史学年鉴》、《文摘报》等等权威信息报刊全文复印或摘要、报道。回顾自己的治学经历,心力交瘁,甘苦备尝,因而也产生了一点体会,那便是“治学求新,贵在有我”,即自己要不断地开辟新领域,研究新课题,提出新见解,为学术繁荣作出由自己负责的贡献。要达到这～境界,我在以下四个方面作了努力。…     

观世音简称观音绝非避唐太宗名讳

<正>"观世音"何以简称为"观音",近几十年来的解释异口同声,结论一致。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出版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第473页"观世音"条说:"因唐讳太宗李世民名,故去‘世'字,略称‘观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新唐书》列传误采小说传闻辨析

《新唐书》的人物列传除了利用正常资料,还补充了一些唐代的小说和传闻。而对于这些文学杜撰和街巷琐语,作为文人的宋祁却缺乏史官那种详核史实的能力,采集入史时一概以为即是实录,未免以讹传讹,影响了该书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