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何用：媒体记者的职业技艺

“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若干年前,面对自己小儿子的提问,马克·布洛赫--法国年鉴学派著名历史学家,没有认为幼稚,也没有敷衍过去,反倒郑重其事,认为必须做出解释,并专门写了一本书（《历史学家的技艺》）来回答。     

气相色谱法用正己烷作萃取剂测定自来水中“六六六以及林丹”的探索

为了提高检测水中"六六六和林丹"含量的效率,提高快速检测能力,降低检测成本,本文选用正己烷(色谱纯)做萃取剂测定自来水中"六六六和林丹"的含量。省去了国标方法萃取溶剂需重蒸馏所造成的实验环境污染和水、电消耗。该方法操作便利,萃取过程易控制,经平行样实验和加标回收实验数据验证,具有与环己烷或石油醚作萃取剂同样的精密度和准确度。     

陶行知:民主之魂,教育之光

从言论史角度看,陶行知是名副其实的教育评论家. 我在大学时代,曾有意从教,印象最深的是陶行知的一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能记住这句名言,主要缘于作为教育家的陶行知,知行合一,朴实务实.就像他之前所说的:“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英雄好汉.”     

邓拓:左手社论,右手杂文

邓拓身上有太多貌似矛盾的地方:作为常年撰写最高党报社论的“专业户”,晚期却频频在杂文发力,打造出杂文品牌“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作为北京市委宣传部的部长,他的口头禅却是“为政不为官”“不当新闻官”;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本该最讲政治,却在1957年被毛泽东痛批:“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该说是死人办报.”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再次被毛泽东批评:“我说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死人办报.”即便在被批“书生办报”后,邓拓却刻了一枚图章:“书生习气不可无”.     

王世杰:弃学从政,“再造文明”

每次去武汉,我都要抽空到武汉大学,到珞珈山的老图书馆看看,主要是拜谒“二王”.图书馆左边是王世杰的塑像,右边是王星拱的塑像.二人都曾做过国立武汉大学校长,也都是武大校长谱系中最为重要的校长. 王世杰(1891-1981),早年留学英法,1917年获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士,1920年获巴黎大学法学研究所法学博士.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宪法、行政法等课程.后来,出任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教育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外交部长等职务,在抗战时期更是身兼数个机构的首长职务.还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院长,兼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常委.1970年受聘任台湾当局的“资政”.因其一生与其国民党员的身份密不可分,所以,1948年,在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王世杰名列第21.王世杰算得上是个“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从言论史视角看,更是容易被忽略.     

凤凰评论:触达人心深处的焦虑

近些年,从新媒体到全媒体,再到融媒体,媒介新概念不断进化,背后是面对现实舆论问题时,媒介生态自身发生着深度的变化,推动媒介理论的逐步升级,以及理论解释力的优化.这种变局,促使媒介场中的每一个机构和每一个个体,积极寻找更为适合的路径和方法,来顺应这种变化,较为显著的现象之一就是促生了内容创业、内容经济的热潮.笔者以为,所谓新媒体,“新”体现在新的媒体技术,新的传播理念,新的媒介形式;所谓全媒体,“全”体现在更为全面的输出路径,更为全面的产品体系,更为全面的媒体观念;所谓融媒体,“融”体现在资源利用的融通、内容生产的兼容、利益协调的共融.     

傅斯年:永远在野,监督政府

一个好的言论家,关注的问题往往和时代核心议题高度吻合,核心议题因这些言论家的关注而更为重要,言论家也因参与核心议题的议论而更具公共影响. 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的纪念馆与胡适故居毗邻;在台湾大学,行政楼门前的“傅园”及“傅钟”,无不凸显傅斯年的重要. 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者、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相对于这些显赫身份,有一条线索贯穿始终,就是傅斯年的言论.     

建设性新闻的四个基本问题

对于中国新闻界而言,“建设性”这个词汇并不陌生,但“建设性”+“新闻”这个词汇组合,还是让新闻学术界眼前一亮,在这两年成为不少学者聚焦的“亮点”.很大程度上,建设性新闻被赋予更为重要的功能和更为前瞻的期待:“作为一种强调问题解决导向、弘扬正向价值的新闻理论,为‘后真相’时代全球新闻业的角色重塑和价值重构绘制了新的路线图.”①然而,就像“建设性”这个词汇有一定的争议性一样,成为“亮点”的建设性新闻也存在相当的争议,至少没有像学界想象或期待的那样乐观.这就需要基于建设性新闻的基本问题,通过不同的维度进行相对明晰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