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最新作品点评

【主持人的话】新年伊始,不少著名作家推出了重头长篇,如莫言的《生死疲劳》(《十月长篇小说·立春卷》,作家出版社2006年1月版)、阎连科的《丁庄梦》(《十月长篇小说·立春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张洁的《知在》(《收获》第1期)、铁凝的《笨花》(《当代》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等,为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少令人兴奋的话题。几位“一线作家”各自推出了引人注目的作品。陈应松的《吼秋》(《钟山》第1期,中篇)继续关注底层问题。开篇对于神农架地区自然景观的描写颇具气象,可惜落实到现实批判层面越走越窄,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如《太平狗》一样的简单化和极端化的毛病。不过,这样的毛病更体现在罗伟章的新作《狗的一九三二》(《十月》第1期,中篇)中,小说写饥馑之年一对黄狗母子的故事,无论是人吃人的悲剧,还是母狗忠心护主死于群狼之口的情节,都只能用“极尽惨烈”来形容。作者似乎非常满足于刻画狗的那种源于“物种本能”的“忠诚”,对这种毫无道理可讲的奴性的赞美推崇,在狗年骤增的以狗为题材的作品中屡见不鲜,不知反映了怎样一种时代情绪。乔叶的《打火机》(《人民文学》第1期,中篇),写得很好看,一些细节见情入微,但缺乏一点力度,想表达的主题没有真正提起来。石舒清的《黄昏》(《十月》第1期,短篇)依然保持着作者亦诗亦散文的风格, 黄昏中的寂寞和宁静被表达得颇为传神。王祥夫的《菜地》(《花城》第1期,短篇)和须一瓜《提拉米酥》(《人民文学》第2期, 短篇)是两篇味道颇足的“小品”,前者如浓汤,后者如甜品,虽然格局都有点嫌小,写作难度都不大,但火候把握得好,让人心头一喜。更让人欣喜的是几位新进作家保持了自己鲜明的个性。黄咏梅的《单双》(《钟山》第1期,中篇)继续描写边缘人的偏执心境,冷峻的笔调贯彻始终;李浩的《失败之书》(山花)第1期,中篇)以类似雕塑的笔法刻画出哥哥这个“坚硬和失败者的形象”,笔法凌厉;文珍的《色拉酱》(《山花》第1期,短篇)写了两个女孩之间新奇微妙的感情,文笔灵异;徐潞的《李莫愁们的念去去》(《布老虎青春文学》第1期,短篇)继续书写理想主义情怀,在“80后”写作中独树一帜。——邵燕君     

看《上海文学》

第11期《上海学》的“宇宙风”栏目刊发了巴金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两篇旧作“复仇》和《月夜》，以缅怀这位去世不久的老人。主编陈思和先生的纪念章题为《重读作品是纪念巴金的最好方式》，恳切感人。作家远逝，后人静读作品如见斯人。     

当代最新作品点评：看《十月》

本期《十月》的头条是曾获得过首届女性学奖（1998年）的徐小斌的新作《别人》（中篇）。徐小斌一句擅长将女性隐秘玄奥的身心体验和来自神秘领域的不可知力量纠结起来，这使她的女性学写作呈现出别样佝风景，《羽蛇》《双鱼星座》都曾是其典型代表。新作《别人》依然具备了女性经验和神秘性等徐小斌小说的基本要素。     

看《十月》

本期《十月》刊发的小说整体来看相对充实，《云端》（马晓丽，中篇）、《千万别让她说话》（格致，中篇）等小说都各有可圈点之处。     

看《人民文学》

第11期《人民学》将一向后置的“新浪潮”栏目提到了显要的位置，并一口气推出了三个中篇，其中乔叶的《紫蔷薇影楼》(中篇)虽被排发在不起眼的位置上，却是本栏目、也是本期最打眼的小说。     

当代最新作品点评

本期由主流期刊推出的重要长篇有两个:余华的《兄弟》(下半部的上半篇,《收获》)和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当代》)。《兄弟》上半部推出后,批评界曾一片尴尬,到下半部现身,已是嘘声四起。人们需要讨论的不仅是《兄弟》为什么这样差?更是余华为什么这样令人失望?作为“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纯文学作家”,其“十年磨一剑”的作品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畅销书,“先锋余华”如何丧失了其独特的艺术品质而顺流而下?这样的退化不仅出现在余华一人身上,而是暴露了相当一批“著名作家”的写作姿态、写作状态和写作能力,由此构成的“余华现象”值得更深更广的反思。严歌苓的写作向以尖锐的女性体验和锐利的语言风格著称,她去年发表在《上海文学》第3期上的中篇《吴川是个黄女孩》将女性的飘零感和游子的漂泊感融为一体,演绎得荡气回肠,是本论坛力推的“2005年压卷之作”。《第九个寡妇》仍然写女性,但是作者显然志不仅于此,而是希望借助抒张女性的“自然本性”来翻转“不自然”的历史——只认人伦亲情、毫无“政治觉悟”的王葡萄在土改时,将被枪决(侥幸未死)的“恶霸地主”公爹藏于地窖二十多年,直到“改革开放”才重见天日,由此翻转了《白毛女》的故事,王葡萄以其“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守住了人生的“常”。进行如此巨大的历史翻转需要作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具有深厚的功力和独立的思考,其依恃的意识形态至少在文本世界里应具有说服力,严歌苓在这方面表现得力不从心。整个故事就靠王葡萄“天性生蛮”的“一根筋”来推动,显得任性而执拗。比起严歌苓笔下的那些在大千世界里辗转挣扎的复杂女性,王葡萄这个“天生地母”般的人物像是从理念里催生出来的,即使有一些鲜活的女性经验填充也如玩偶身上的衣服,其纯之又纯的形象和一往直前的姿态其实很像当年芭蕾舞台上的白毛女和吴琼花。或许是迫于文学评论乃至文学史的无形压力,近来几位以写女性经验著称的女作家纷纷从“小叙述”走向“大历史”(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收获》2005年第6期;铁凝的《笨花》,《当代》2006年第1期)。然而写大历史就能出大境界吗?当年张爱玲就有过不成功的尝试。今天奠定张爱玲文学史地位的并不是《赤地之恋》那样的“大历史”,而是《倾城之恋》那样的地地道道的“小女人”的故事。“底层写作”依然是“主流期刊”的“主流叙述”。《人民文学》第3期又在头条位置发表了罗伟章的《变脸》(中篇)。罗伟章以带有个人真切体验的《我们的成长》在文坛崭露头角,凭以情动人的《大嫂谣》广为人知。这些作品虽带有许多新作家都难免的简单、青涩的毛病,但其真切的体验和朴素的态度仍能打动读者。然而,正如人们所担忧的,随着罗伟章迅速成为“底层写作”的“主力作家”,他的“脸”也很快变了。《变脸》中人物的调门高了,血肉却少了,越来越具有表演性质,文字也愈加粗糙,甚至像个写作提纲。罗伟章的变化再次显示了当前“底层写作”普遍存在的问题趋向,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作家缺乏有效的意识形态资源和充足的艺术准备。比如,许多作家试图呈现阶级／阶层差异,但对近年来重新被现实激活、被知识界反思、继承的左翼思想缺乏基本了解或根本拒斥,于是,“阶级／阶层对立”变成简单的“城乡对立”、“善恶对立”,或者一些胡乱的苦大仇深;许多作家关注作为弱者的“个人”,但缺乏坚定的人道主义立场和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于是,对个人苦难的关注既深不下去又升不起来,一旦个人经验用完,就变成了比酷比惨的“苦情戏”。另外,作家们的写实功底普遍不过关,人物很难立得起来,与此同时又普遍存在着急功冒进的浮躁心态,往往写实还没写好,就一味“超写实”,刚一成名就批量生产。当然,这和我们目前当代文学的评价体系和发表体制存在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底层写作”要想在文学的路上走得更长更远,就必须正视这些问题。——邵燕君     

当代最新作品点评——看《上海文学》

第9期《上海学》推出的甘肃“小说八骏”创作专号，给这份南方的刊物带来了硬朗、粗砾的西北气息，具有一定的冲击力。但细读之后不难发现，这种冲击力更多地与地域有关，小说本身的质量并不突出，缺乏引人注目的力作。     

“70后”徐则臣:“理想主义者”的“现实主义”写作

"70后"徐则臣的小说写作在两个层面体现了其"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交织杂糅的特征:在文学史脉络上,"80年代"文学的"理想主义"和"90年代"以来社会语境的"现实主义"的繁复纠结;在作家自身的写作序列里,"理想主义"情怀和"现实主义"笔触的深度融合。     

看《人民文学》

《人民学》第9期的头条是鬼子的中篇《大年夜》。大年夜的故事是由“小”开始的。临时拿捏着小权力的莫高梁贪图小利，在对更弱老阿婆的掠夺，关押中完成了对权力威严的模仿；然而这样的小恶却不能从灵魂的审判中逃脱，于是便显出主题的“大”来。     

当代最新作品点评——看《人民文学》

2005年上半年的《人民学》在小说方面令人遗憾：去年每期基本都有一两篇精品的状况已不复存在。